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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2-01-02 | 来源: 随水文存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印度 | 字体: 小 中 大
听到这样的差旅标准我们顿时惊呆了。话说之前R.I办公室的拉维曾经跟我说过要我来支付两个警察押送我去德里的费用,但不知为何后来他再也没和我提起过这件事。得知俩警察押送我一趟这么辛苦,不给他们一点钱我反而有点过意不去。我这个人恩怨分明,虽然被印度政府关进了集中营里,但我得说我遇到的大部分印度基层警员对我还是挺好的,他们归根结底只是执行自己的公务。拉维当时并没有告诉我要怎么给钱、给多少钱,于是我就问起这俩警察是不是要给他们一点费用,没想到他们居然连忙摆手说不要钱,一脸“做好事不留名”的诚惶诚恐,仿佛听见他们在说——“我的名字叫红领巾”。但据我太太说,泰米尔纳德邦的腐败在印度是数一数二的,可能是因为他们得知我丈人也是警察,所以才不敢造次。
到了德里拿好行李之后,我们得要在提取行李的大厅等人来接应。整个遣返过程中,我的护照都不在我自己手上,而是在不同的人手中流转,就好像有根小辫子被人拽在手里,不得不老老实实听他们指挥。
在德里这边,我会被倒卖三次——第一轮是泰米尔纳德警察把我交给德里机场的警察,他们一起带着我们从航站楼一楼的国内到达大厅来到三楼的国际出发区域;第二轮是警察们把我交给机场海关的官员,至此泰米尔纳德警察的任务完成,机场警察也散了;第三轮是海关官员把我交给航班乘务员,这个稍后会说。印度人的效率大家都懂的,每倒卖一次都要花很多时间。我们到德里的时候是晚上八点,等到值机托运行李已经十一点多了。
有件事值得一提,我们全家一共有六件行李,两件大的托运行李,一个登机箱、两个背包、一个手提袋。我太太要抱着馒头,所以由我负责搬运所有的行李。我一个人要搞定那么多行李无疑非常吃力,虽然整个过程有许多人跟着我们,却没人帮忙搭把手。在德里机场转移的过程中,我的行李推车装得满满当当,在过一个减速装置的时候行李翻落,警察只是在边上默默地看着,反而是一个锡克族的路人主动伸出了援手。
印度人民绝不冷漠,这反映的是印度根深蒂固的职业种姓观。如果你在街上摔了一跤,会立刻有很多人过来扶你;但在上述的这种场景里面,警察就是警察,官员就是官员,决不能做帮忙搬行李这种超出自己职业范围的体力劳动,否则的话会玷污自己职业的纯洁性,从而使得自己沦为下贱。虽然印度的种姓在法律上早已被废除,但由于长期以来种姓和职业相绑定,现在印度人还是习惯性地通过职业来区分人的贵贱。在印度陌生人跟你搭讪时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你的职业,通过职业他能对你的社会地位有一个大概的把握,从而决定自己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你。
也正是在德里机场的时候,我发现我太太的心理状态出了严重的问题。
我自己是个心很大的人,正因如此,有时候我会对其他人的焦虑缺乏同理心——我明明觉得没啥可担心的呀,为啥你这么焦虑呢?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我当然也有过焦虑,但那些都是暂时的——比如等待申请审批的时候,以及后来没有拿到离境许可的时候。当拿到离境许可、集中营的长官跟我确认好押送事宜之后,我就完全不担心了。可我太太却仍是非常紧张焦虑,她跟我说只有等我们过了德里机场的海关她才会放心——事实上即便落地上海之后,她依然没能走出这种焦虑情绪。
我知道我太太在我被关进集中营的这三个月里很难熬,但我低估了这件事对她心理的影响。由于经历了祸从天降的无妄之灾、独自带娃的身心挑战、计划变更的起起落落,导致了我太太产生了抑郁症和被迫害妄想症。她变得无法信任各种计划和承诺,丧失了逻辑思考能力,总是会产生一些极端悲观的想法。她固执地认为印度政府存心要搞我们、耍我们,就算金奈移民(专题)局给了我离境许可,印度的其他部门也可能在最后一刻把我拦下来,送我回集中营。我问她你这样想的依据何在?她完全说不出任何依据,却又无法将这些念头抹去。
比方说我们在德里机场等行李的时候,碰到了个跟我们同一航班回去的中国人,一聊发现我跟他有共同认识的朋友。我只是跟那个中国人说了几句话,就立刻让我太太神经高度紧张,她觉得有警察在边上盯着我们,跟中国人说话会让我们惹上麻烦,拼命催着我躲开那人,并且还很没礼貌地禁止那个人跟我们说话……
由于德里机场的交接有很大一部分的时间都在等待,这也让我太太十分焦躁不安。我说人家之所以派两个警察把我送到德里,就是为了确保我离境回到中国;要是真不想让我走,我现在还在集中营里呢!花人力财力把我送到德里再不让我走,逻辑上说不过去嘛!
我太太却完全听不进去,她的大脑已无法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她说你不知道的,德里的人都很坏,他们会故意找麻烦。(关于德里人的恶名,详见《从“德里恐惧症”到“印度恐惧症”》)-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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