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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2-06-23 | 来源: 单读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每次看到疫情新闻发布会上更新的确诊人数，我们都不禁想问：这些数字后面的人是谁？我们了解确诊数字，多于了解真实的患者。疫情第三年，我们对于数据的增长，常常冒出一种“麻”了的无奈，更渴望了解数字之外，具体的经历。这种经历与流调里的时间、地点无关，而是关于他们确诊后具体的症状是什么、吃了什么药、用了多长时间康复、康复后是否完全恢复了之前的生活。
单读编辑部尝试联系了身边几位曾经确诊的朋友，他们有人身在上海，与丈夫先后进入方舱，经历了简陋的方舱环境、方舱之间的转移、两次阴性证明却无法出方舱的困难；有人在法兰克福，花费近三千欧元在医院住了一周；有人在多伦多成为公司里最后一个确诊的人，至今没敢告诉国内的父母；我们“驻西班牙”的实习生前阵子确诊，被室友毫不在意、毫无防控意识地接近，仿佛只有自己是惊弓之鸟……我们从他们的故事里，看到了具体的人。
以下是他们的自述，个体的故事总是片面的，却也真实。
田田
坐标：多伦多
在多伦多白手起家，乐观奋斗的自由小田
5 月初，我阳了。可以说是毫不意外，毕竟三天前，我的室友刚阳了。
2 月底，做老师的室友终于从线上转为线下工作，不可避免地大量与人接触。对于阳性，她早有准备。5 月初，自我检测确认阳性后，她与学校沟通请假，学校同事自觉开始排班代课。同事们对于这个流程已经驾轻就熟：最开始是隔壁班的老师阳了，代课老师顶上，等那位老师回到岗位，代课老师又阳了，这次是代课老师好了，室友阳了……在这种大家都默认不可避免的请假中，“革命友情”自然形成，每个人都做好了自己会阳以及需要在别人阳的时候代课的准备。我们公司也是如此，之前是我替不能出门的同事，跑需要外出的工作，现在轮到他们帮我了。
我是公司里最后一个阳的，我的“前辈”中包括一位 70 岁的叔叔，一位 30 多岁的大哥——他家里还有个刚过百天的婴儿也确诊了，带去医院，医生说不必开药，孩子有些低烧，三天自愈了。很奇怪，那位年长的叔叔和这个幼小的孩子，症状要比我们这些“中年人”轻很多。
我和身边确诊的朋友症状相似，基本没有高烧，但都经历了难以忍受的喉咙疼痛。从确定阳性，到最后所有症状消失，大概经过了两个星期，其中，喉咙疼痛集中在三四天里。那几天，除了吃泰诺，我几乎是靠睡觉扛过去的。家里静悄悄，我和室友即使醒着，也是靠比划交流，喝口水嗓子都像刀割一样疼，干脆连说话也免了。
图片描述周六的公园，图片由田田提供
重述这个过程的时候，我的生活早已恢复正常。但直到今天，我还是没有告诉国内的父母，我曾经阳过。
每次与父母视频，他们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对新冠病毒的恐惧。他们不担心患病之后的症状，也不担心因此要接受的隔离与治疗，却对后遗症的威力深信不疑。我曾经跟他们描述过同事康复后，与之前生活无异的状态，妈妈却说，后遗症过两年都会看到的，只是暂时没有表现出来而已。这一点是我无法反驳、自证的。我无法确定自己未来会一直健康，更无法证明我之后的每次生病与这次的新冠阳性无关，所以只能选择缄默，在父母的世界里做一个永远不会感染新冠病毒，也永远不会有后遗症的人。
肖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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