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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4-03-26 | 来源: 原点original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部分孩子回忆,同伴讲“谁不去就不是好兄弟、好朋友”,他们出于压力参与团伙犯罪,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学者张丹丹曾对1200名男子监狱的服刑人员做过调研,发现他们的共同点是“情感缺失明显,特别爱冒险,又缺乏从父母那里得到价值观塑造的机会”。
张丹丹表示,研究犯罪背后的原因,并不是要歧视一个群体,而是探讨我们应该如何改变社会环境、政策和措施。
一些服刑人员和她说起,很担忧这是一场循环:他们会觉得对自己的孩子有亏欠,自己成长在缺乏关爱的环境中,从而带给孩子同样的遭遇。
“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防止下一次悲剧的发生?”谢海燕说起追问的意义。
能早一步吗?
其实,陈亮和谢海燕看到,目前对未成年暴力、犯罪行为的干预,已经有较为完善的制度、法律。
陈亮提起,多数学校设置了专门的道德与法治课程,一些学校的法治副校长由公检人员和律师担任,弥补老师法律知识的不足。2021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已将治理学生欺凌纳入了立法。
谢海燕留意到,法律对未成年犯罪的威慑逐步健全。2021年3月起实施的《中华人(专题)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责任年龄适当下调至12岁,明确对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犯罪,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可以追诉。各地法院成立了少年法庭,检察院设置了未成年司法保护中心,招募了未成年犯罪矫治教育的社工。
“缺的是落实。”陈亮说。
他在调研时发现,学校教师往往无法界定霸凌行为,没有相关的细则可以借鉴,容易大事化小。教师身份又比较特殊,他们担心学生和家长敏感,不好把握惩戒的轻重。长此以往,学校如果只对实施暴力行为的同学进行通报批评,难以形成对校园欺凌的集体性认识,对此的重视程度并不够。
而在谢海燕的观察里,目前对未成年犯罪的心理干预,更多是帮助未成年罪犯在矫正教育后重新回归社会,防止他们再次犯罪。
能早一步吗?她说,如何遏制第一次恶意的发生,让困境少年回到成长的正轨上,仍有大量的工作等待完成。
她发现,现在很多村庄里并没有驻村的心理老师,尽管学校里有相关的德育课程,但老师的精力、专业水平和投入意愿参差不齐,常常难以获取孩子们的信任。“如果能有一个驻村的心理老师,至少能起到提醒作用,让更多乡村的父母、孩子意识到心理工作的重要性。”
前几年,她和学校的其他老师找到了乡村中一百余位困境儿童,他们大多有缺失的家庭陪伴或较为严重的心理难题。
她们找到孩子的父母或亲人,谢海燕没有直接指责家庭,“问题在你们这儿。”她试图争取对方的理解,“我们能不能一起让孩子变得更好?”她眼看着,一些家长愿意反思,总结自己做得有哪些不足,改变陪伴和教育的方式;一些孩子逐渐认识到心理的难题,向她发出求救的信号。心理支持,在村落里流动起来。
“最重要的仍然是家庭。”谢海燕说,从家庭真正的“陪伴”开始,到学校教育,再到社会对孩子心理工作的支持,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
3月底,陶素娟的孩子一回到家,就和母亲分享,学校的老师要求做反对校园霸凌的手抄报,学校里最近天天有公安人员来宣讲法制知识。
她意识到,孩子的教育需要家校双向的互动。孩子的性格很内向,她开始更加关注他的社交平台,生活中的情绪变化,问问班主任孩子最近的情况。
“这次真的不关注不行了,之前大家都不提这些事。”陶素娟道。她希望这场喧嚣的“涟漪”,能激荡(电视剧)得更久一些。
(文中小光、陶素娟、赵全为化名)-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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