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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4-01-25 | 来源: 再昧拾金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俄罗斯 | 字体: 小 中 大
但总的来说，书商都尽量避免过度自我审查，他们在试图解决标记问题时，也在争取更多的表达空间。例如，“要变革”书店团队决定在透明包装上同时印上宪法里的条款。安娜·雅科夫列娃告诉我们，读者开始积极购买被这样包装的“外国代理人”书籍——书店的常客会买下这些书收藏，甚至都不拆封：拥有这么一个“时代标志”就已经很重要了。
“放开喉咙”的阿列克谢·克廖皮科夫也以一种富有创意的方式处理了这个状况——尽管稍有不同。他的原则性决定是以一种“极其操蛋”的方式执行法规要求——刻意凌乱地用在书外面包几层薄膜，然后在上面用记号笔写上作者和标题。
“这是在以一种契合法规精神的方式执行法规。”他对此做出了简洁的解释。
“皮奥特罗夫斯基”的经理也采取了类似做法：“我们用保鲜膜包这些书，刻意让它看起来很丑陋。再加上一个漂亮的书架和一排漂亮的书，然后其中一本被完全包在薄膜里的书非常亮眼地杵了出来——大家的注意力都会被吸引到它上面。”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外国代理人”包装实际上促进了书的销量。但书店员工仍然不情愿，且尽可能少地遵守各种新法规的要求。
独立书店只有在出版社强烈要求后才会把书下架退还出版社。出版社要求退货的原因之一是禁止LGBT宣传的法律，某些书籍落入了该法律的查禁范围。由于起初没有人能解释清楚到底是什么“LGBT宣传”（即使在解释[2]后也没有更明白），这一禁令在出版商和书商中引起了困惑：一些人选择在所有问题上都踩刹车，另一些人则倾向于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其实只有对一本书存在共识——《红领巾之夏》。
米哈伊尔·马利采夫如是描述这一不寻常情况：“2022年夏天，俄乌战争激战正酣，包括恐同话语在内的老保言论也达到顶峰，这时出版了一本关于一个男孩和一个少先队辅导员恋情的长篇小说！而且流行到难以置信的程度，销量达到苏联级的几十万册。新书卖完后，旧货交易平台上卖到了几千，它变成了人们殷切渴望的收藏品。是的，市议会的统俄党议员跑到我们这里来，显然是给自己的孩子买这本书。火到了这种地步！但实际上，这就是本俄语同人小说。无论起因经过如何，但反正这就是成功。”
成功了，结果被某些老保议员，被某些积极公民注意到了，他们开始对这本书发声亮剑[3]。不过，在阿列克谢·克廖皮科夫看来，无论监管机构还是愤怒的公众人士，对于《红领巾之夏》之外还应该关注哪些书，他们都一无所知。不过，如果说克廖皮科夫从中看到的主要是积极因素（因为老保们可能连一些相当露骨的书都不知道），那么马利采夫则认为，这部法律将给俄罗斯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先发制人打击：许多让出版商担心的书会因为“以防万一”的顾虑而不被出版。例如前年最重要的俄语小说之一——奥克萨娜·瓦夏金娜的《伤口》——很可能就不会加印了。
非连锁书店并不急于迎合新的镇压性要求。例如，“放开喉咙”书店并未主动下架任何书籍，包括《红领巾之夏》——店里所有的书在刚引发风波时就已经售罄了，所以等法律通过，书店里早已没有这本书了。最终，他们下架的书籍不到20本，而且也都是应出版社要求——有人要求退还“可疑”书籍，有人建议下架但存在仓库里，还有人直接写信说某些书应被销毁。
“可想而知，我们把它们埋在了文化休闲公墓里的可靠位置，”克廖皮科夫打趣道，“等到天气变晴，我们就会把全世界的钞票都赚到手。在我所知的许多书店里，处理下架书的情况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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