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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4-05-14 | 来源: 新京报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潘雷发现，这部分未成年犯和父母的关系大多都比较紧张。很多是亲子沟通较少，对孩子只是物质上的照顾，或者父母只关心孩子的成绩。
另一方面，这些未成年犯很多从小没有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他们中留守儿童和寄宿学生的比例相对较高，这就容易形成小团体，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经常用暴力解决问题；而校方更多地注重升学率，只关注成绩优异的学生，疏于对学生在思想品德、法律法规、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教导。
从2016年开始，一个名叫“同伴行动”的改善校园欺凌项目在山东济南的多所中学发起。
项目采用了应用戏剧的形式，戏剧由招募的中学生创作，很多人的经验来自日常看到或经历过的事情。
令项目负责人赵菁印象深刻的是，在其中一个剧里，一个“老师”说，当他发现学生之间有矛盾时，安慰过被欺凌的孩子后， 说了一句“你也要反思你自己，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好像老师觉得他站在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角度，但对被欺凌者来说，这是受害者有罪论，一点公平公正的感觉也没有，很多学生的求助会就此打住。”
陕西妇源汇性格发展中心的艾老师在一线做了五年社工。她认为，现在改善校园欺凌实践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老师应该做什么，家长应该做什么，没有人教。很多时候，我们会建议被霸凌的孩子告诉家长、告诉老师，然后呢？
漫长的伤痛
从4月初开始，心怡就一直在医院里接受抑郁症治疗。
如今在病房里，她还是会时不时想起被欺凌那段日子里，自己对学校的恐惧。那是种无法排解的痛苦，有一次她在班级里捡到刀片，划在手腕上。有几次她甚至想过跳楼，她曾在学校的楼道口徘徊，“不如就此解脱。”但想到自己的父母，她又停下了脚步。
王磊从警方那里得知，参与欺凌女儿的一共有15人。一份心怡的诊断书记录了他们的欺凌后果：左耳膜穿孔，同时身体有多处挫伤，抑郁自评量表测出她有中度抑郁症状。
“前两天我看见心怡在床上使劲地摇头晃脑，嘴里还一边嘟囔着什么。”看到这一幕，心怡的母亲杨之华瞬间红了眼眶。
与欺凌者有关的一切都会让心怡感到害怕。杨之华透露，有一个戴眼镜的女生，下手很重，所以她非常害怕戴眼镜的同龄人。不仅如此，心怡看到学校老师出现在医院，情绪就会忽然崩溃。“学校的领导都知道我被打了，但事情还是没有解决。那些人一定还会再来打我的，我好害怕。”她对母亲说。
一个月来，心怡的病反反复复，但总算有一点好转。按照王磊夫妇的打算，心怡康复后，还要帮她办理转校。但她已经畏惧了学校，“我害怕上学，也不想交朋友，交朋友也没什么用。”
这几天，心怡在手机上看到同学们出去研学的视频，那里有几个霸凌者的身影。她还没等到欺凌者的道歉，这让她困惑。“为什么欺负我的人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而我还要遭受这些？”
（文中除潘雷、尹己秀、赵菁外，均为化名）-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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