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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4-06-29 | News by: 新京报书评周刊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纪录片《象牙塔》（Ivory Tower，2014）画面。
新京报：在你接触的这代留学生中，相比于当时的你们那代而言，去往美国之后会有不同的感受吗？毕竟这十余年间，社会变化的进程实在太快了。
马颖毅：是的。这一代留学生离开的中国更加繁荣，他们的童年和青少年阶段也相对更加富裕。我当年刚到美国时，其实既有失望，也有惊喜。我记得当年我们在南京读本科时，南京的冬天很冷。后来来到美国后，发现租的房子很宽敞，还有24小时热水、暖气，觉得还挺好。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出国的那批人，将美国形容为“天堂与地狱”，到世纪之交时，这种感受已经趋于平淡了。
后来的这代留学生，我发现他们更加看重的是一种深层次的“生活方式”。有些与我们对中美的既有印象截然不同。比如，我们可能会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很传统的社会， 而美国是极其个人主义的社会。美国的确有“个人主义”的一面，但生活真的很复杂。目前的美国社会中，人一旦选择进入婚姻、生儿育女，不少人的家庭观念是很重的。很多美国爸爸基本没有太多的应酬，会花大量时间在家庭中。这甚至已经成了某种话术，就连奥巴马都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我最重要的身份就是父亲”。
以留学考试为背景的电影《中国合伙人》（2013）剧照。
访谈中，很多这代中国留学生都提到过对此“感同身受”。他们很多来自中国的经商家庭，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因为父母事业上的成功换取了他们如今留学的机会，但他们也深深感受到某种家庭的缺位。有的孩子说他从5岁就开始上寄宿学校，就是因为父母没时间陪他。而这些都是我没有感知过的，我们那一代留学生相对不曾经历过这样的“对比”。这种体验的不同更多折射出的是中国十余年间内部社会的变迁。
新京报：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是在原着出版的四年之后。这期间全球范围内持续发生着变化，新冠疫情在重新定义着人们对边界和流动的想象，疫情之后，全球多国经济也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在中文版出版之际，可否先谈谈这四年多里你的切身感受和观察？你觉得相比于成书时的结论，如今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的情况有哪些新的变化吗？
马颖毅：新冠疫情之后，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显着下降了。如今，印度赴美的留学生总数已经超过中国。但在本科这个阶段，还是中国留学生相比更多些。与此同时，这些仍然选择去美国留学的学生和家庭其实会更加焦虑。不仅是疫情本身，更重要的可能是地缘政治的影响。更多家庭可能不太愿意把孩子送出去，即便出去，也想选个离家近的地方。有个香港的朋友告诉我，疫情之后，中国内地申请香港留学的人数激增。这点和这两年英语国家对于香港的期待是完全不同的。
至于结论是否有变化，在我看来，书中绝大部分判断依然是成立。可能需要修正的是，出国留学对于国人而言还是否是一种“教育福音”？它是否对于中国城市中产而言依然是一种“解脱”？但整体而言，这种“福音”的存在还是有它的合理性，在现有教育机会分布不均的情况下，它依然指向的是一种“上好大学”的机会。
新京报：在部分中文读者看来，全书的呈现相对“四平八稳”，由此带来阅读过程中的不满足。对此你怎么看？你觉得这本书能提供给中文读者的是什么？
马颖毅：坦白说，我没有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我注意到的是，在这本书英文版出版后，也有不少中国留学生跟我联系，觉得终于有人写他们的经历了。我的研究初衷就是想呈现一个复杂多维度的现象，超越媒体的戏剧化呈现。我觉得这可能本身就意味着某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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