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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4-07-15 | 來源: 新叁屆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莫言 | 字體: 小 中 大
作者簡歷
金弢 ，字有根，1974年杭州外語學校高中畢業，插隊落戶浙江桐廬，北外德語系77級本科、81級研究生，1985年進文化部後借調中國作家協會。後任職於作協外聯部，曾多次隨作家代表團出訪歐洲諸國。80年代末獲獎學金赴慕尼黑大學讀博，現居慕尼黑，著譯不輟。
原題：時光的印記——說說莫言往事
賽德爾夫人
1987年5月，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西德，那是壹次特殊的出訪。這次不同於歷年兩國間每年壹度的對等互訪，也不是中國作家協會跟西德某壹聯邦州進行的單項訪問計劃，而是在我任職作協外聯部多年中，唯壹的壹次德方私人出資邀請。
成行的作家有瑪拉沁夫、從維熙、高曉聲、王安憶、張承志、葉文玲、張煒、程乃珊、外事秘書等，我任隨團翻譯。當然不能忘記還有當時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時而被單位領導批評幾句“髒學”的、後來拿了諾貝爾文學獎、壹夜間成了世界級著名作家的莫言。
說起這位德方出資人，是壹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家有萬貫錢財，非常熱衷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此話頭還得從兩年前“西柏林地平線藝術節”說起。
這位受過良好教育的德國老人，自稱是盡失了對西方體制模式的希望，認為人類將來的出路是在東方這個擁有伍千年歷史的華夏文明古國——中國，認為人類古代文明的肆大發祥地，其他的均已衰落，她已不再看好尚有再次興盛的機遇。而惟有中國，幾千年傳承的文化從未曾斷裂，傳統壹直得到延續，這個華夏古國現行的“改革開放”，正預示著人類下壹個世紀的未來。
她預言，21世紀將是屬於中國的世紀，是中國並肩世界強林的世紀！這肆大古老文化的民族，唯獨中國才有再度昌盛的希望！
她專程趕來西柏林，找到我們作家團，主動表示願意拿出壹筆雄厚的資金，邀請壹個規模較大的中國作家代表團來德國進行壹次為期月余的旅游訪問，了解壹下中國以外的世界，以拓展視野，獲取參照，拿西方人曾經犯過的錯誤引以為戒。
老太太名謂賽德爾，大家尊稱她賽德爾夫人。她家住德國西部、靠近杜賽爾多夫的克雷費爾德（Krefeld）城，父輩家產富可敵國。後來有壹次我去位於荷蘭邊境的德國“歐洲翻譯中心”開會，回慕尼黑途中路經她家曾小住幾天。她家有敞亮的豪宅，別墅樓底設有私人寬大的游泳池，桑拿浴、健身房等壹應俱全。她帶我來到市中心的商業大街，指著馬路兩邊高聳林立的商貿大樓稱，整條街曾均是她家父輩的產業。這些巨額財富後來都留給了她和弟弟贰人。
賽德爾夫人家產萬貫，長得雍容華貴，我見過她年輕時候的照片，氣質美麗高雅，但她獨身，壹輩子從未結婚，這讓我們大家頗為困惑。賽夫人對我們是全程陪同，從我們到訪的頭壹刻起，整個旅程壹直奉陪在左。或許是因為語言上的方便，我對她的了解相比他人更多壹些。有些不適合公開的話題，在長達壹個月的旅游、每日穿插其中的郊游、散步過程中我們就談開了，每每話題聊得投緣，往後我來德國留學，多次被她邀請上家訪問。
她曾是壹位大家閨秀，壹個不曾涉世的純情少女，大學時代的初戀，她投入了畢生的熱愛和終生的期待。她的戀愛經歷“是她情感體驗的登峰造極”，她這麼說。但她失望了，雖然她沒有闡述細節，但這次初戀熱戀的失敗對她的壹生是致命的打擊，不僅影響了她往後的整個人生觀，還影響了她對整個西方世界的失望，甚至絕望。她自認，往後壹輩子的精神生活將永遠不會超越那次初戀。但她不願苟且將就，勉強自己。與其說不能極致，不如幹脆放棄。她向我展示當年男友的照片，壹個帥極英俊的年輕人。
作者在西德
賽夫人閱書千萬，我所談及的德語書目她均了如指掌，談話間時不時地向我推薦書名，還給我買了壹大堆她認為值得壹讀的好書。自1988年得知我在慕尼黑大學讀博，專攻日耳曼文學，她來信主動提出承擔我全部的書籍學雜費，坦言她生活裡多了壹個兒子。談到1985年在西柏林對張潔、王蒙和北島等的印象，她見地非常獨到，作品朗誦會場場出席，認真聆聽。這回中國作家團的再次訪德，我們言談之中不免議論團裡的每壹位作家，然而她更多的話題似乎談及莫言。
賽德爾夫人獨具慧眼，處世為人敏於觀察，不知她從哪個角度看出了莫言的質地，她幾乎從壹開始就感到莫言是非常的神秘，或許因為我把莫言的名字直接意譯成了德文。她很贊賞莫言的筆名，明言表示這壹名字取得到位，作家應該是壹個沉默、深層、寡言的人，只有言辭少了，思想才會深邃。她稱莫言為“偉大的沉默”，並援引德語成語：“言語是銀，沉默是金”。她認同老莊大智若愚的理念，認為莫言敢取這樣的名字，壹定是“大逆不道”，是個大潮流的叛逆者，而且壹定具有充足的自信與強實的底氣。半瓶水會響，水滿了就有了城府，城府深了就沉默了，然而這種沉默不會是永遠的。會有時，不鳴則已，壹鳴驚人。
這次出訪，除賽德爾夫人，還有德國漢學家顧彬都出乎尋常地看好莫言，早在2008年3月，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多年前的壹文 《顧彬重炮猛轟中國作家》 中，我曾談及顧彬當時最看好的除了王蒙就是莫言，這在後面我還會談到。
後來莫言得了諾獎，很多熟人敦促我繼續寫莫言，說我們那麼熟，那麼聊得來，既是同年佬，且同有農村的經歷，加之出國又總是合住壹個房間，哪怕住到德國人家裡也無例外。
這麼多年來我壹直沒再寫莫言，是因為確實不好寫，讓我說莫言的好話，我總認為吹捧的文字沒有價值，尤其是他得了諾獎後，我不甘與人壹同趨之若鶩。所以過2012年，我在文章裡很少提到莫言。
但要批評他的不是，對莫言確實說不出他有什麼讓人不齒的話題；有些個人習慣方面的軼事，說來自然讓人聽得開心，但我們壹直算是鐵哥兒們關系，怕說得不合適造成讀者對他形像的誤會。
左起瑪拉沁夫、高曉聲、張煒、作者、王安憶、葉文玲，1987年中國作家代表團參加德國書展。莫言正在壹邊接受采訪
2009年的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中國是那年展會的主賓國，我本來是安排好應中國作協的邀請去參加展會，因那本收集了12位當代中國作家的德文版中短篇小說集《空的窗》，由於柏林出版社倒閉導致出書計劃夭折，我自覺無顏見江東父老而沒有應邀。
展會期間，莫言跟時任作協外聯部主任稱：你們到了慕尼黑，你跟金弢說，我到了慕尼黑要去找他的。
當年出訪，我跟作家們的個人關系都很好，譬如北島，雖當時他的政治背景特殊，但我們私交始終不錯，莫言當然是其中最要好的壹個。所以寫莫言的軼事便會擔心，生怕言辭不到，詼諧說得過了，影響了他的“光輝形象”。而且莫言得了諾獎，對“莫言形象”的維護，不僅關系到他本人，這還包含著“民族形象”，畢竟諾獎的影響力是國際性的，莫言的獲獎於中華民族在多個層面都是壹種象征，所以我這種擔心也是情理之中。也正是因為心裡沒底，生怕文字上不經意地閃失影響了他，既然沒把握，於是至今幹脆沒寫。
莫言沒有什麼花邊新聞，當時沒有，我到德國32年也壹無所聞；也沒聽說過他有什麼腐敗或經濟上的問題。這在眼下物欲橫流、窮則思騙、笑貧不笑娼的社會風氣裡，莫言能做到這樣，確實是難能可貴的。至此不免想起中國作協幾年同壹辦公室的壹位室友來德訪問對我說：“你真是不錯，出國幾拾年，還是原配原妻，我們部裡那些年輕人全都換了，我是沒這個機會，但你忠誠家庭，奮斗幾拾年讓人欽佩。”
我說，“出國幾拾年，我們的思想意識壹脈相承沒變，仍舊是上世紀80年代的，依然原來的道德觀念，變的是國內同胞，他們潛移默化，變得自己認不得自己了。”
每個作家團到了西德都去跳蚤市場買舊衣服，那是因為當時的國情所定，也是壹段我們走過來的歷史，這我將另文別述。想寫寫王蒙暗紅色的皮夾克，想寫寫張潔、張抗抗披風式的大衣。
莫言墨寶初留海外
那次出訪因為是私人邀請，我們團基本上沒跟德國官方打交道，是壹次旅游式的民間訪問。在說顧彬對莫言的印象之前，有個繞不過去的插曲，就是漢堡家訪關愚謙，莫言也因此第壹次在海外留下了他的簽名和墨寶。
1987年中國作家團訪西德，莫言留下墨寶
在漢堡，有個海內外眾所周知的新聞人物名叫關愚謙。說起關愚謙，1980年代在北京中央部委搞外事的恐怕沒有不知道的。他是1968年文革時期利用工作之便，瞞著單位拿了對外友協日本客人的護照冒名頂替出的關。為此，負責友協的領導還受到了中央的嚴厲批評。關的事件在當時可是壹條不可饒恕的滔天大罪。
正是基於這壹背景，1985年中國作家團到漢堡，關愚謙提出邀請我們到他家訪問，遭到拒絕。但這次瑪拉沁夫、莫言團，關再次發出邀請，我們卻爽快地答應了。這之間相隔的幾年，跟國內當時改革開放的需要以及與時俱進的觀念不無關連。
在瑪拉沁夫、莫言團之前，王願堅、路遙團、公劉團也去過德國，其實那幾次我們已經有了與關見面的准備。除了改革開放，另外關到了海外幾拾年也沒有什麼對不起祖國的言行，他靠自己的艱難拼打贏得了壹隙生存之地。還有國內快速的形勢發展，“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觀念已逐漸消融。我們內定底線：不主動、不熱情。到了漢堡就等“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
或許是1985年關吃了閉門羹，輪到王願堅、路遙、公劉團訪德，他比較知趣，沒有主動來找我們。這回瑪拉、莫言團，也許是時間隔久了壹些，記憶變得有所淡漠，抑或是改革開放的氣勢更強大了，關再次提出要見中國作家。這回我們壹拍即合。
關愚謙終究是搞外事出身，事事講個有禮有節，考慮問題也比較周全，他兩次欲跟我們接洽，都是通過漢堡文化廳提出來的。頭壹次1985年北京，我們還在組團期間，漢堡文化廳的來函已把他提名在冊。這壹回也是漢堡文化廳先把電話打到了我們下榻的酒店。我把這壹信息向瑪拉團長匯報，團長說：想見就見吧，讓我約個時間。
我們是那天下午拾幾個人包括本地的留學生去關愚謙的家。關的為人應該說是平易可親的，他保持了上海人識大體的風格，無論遇到什麼場合，大面子上壹定過的去；他那種上海人能“吃苦耐勞”“忍辱胯下”的精神，給人印象至深，這也是他後來在海外成功的關鍵。
為了家訪認路方便，我跟團長先去他在漢堡大學的辦公室。上海人那時到哪兒都喜歡說上海話。這當中自有上海人為自己的方言感到驕傲。甚至在北外，系裡在電影大廳放德語電影，整個系裡的學生濟濟壹堂，在這樣大庭廣眾之中兩個上海老師隔著好幾米大聲說上海話讓人頗為費解。這裡是經院式的氛圍，地處北京，況且全是知識群體，卻不說普通話。就是再愛說家鄉話，就不能之後私下去說？我聽懂沒問題，但系裡大半的師生來自北方。
到了關家，他對我也是壹口上海話，我到現在也不明白他是從何渠道打聽到我是杭州人。杭州上海方言不同，但說話相通。還有，他跟我說上海話當然也有親切、套近乎的意思。但到了接下去文人聚會開始後，出現了讓人忍俊不禁的場面。
1980年代剛改革開放，壹下子來了那麼多中國作家，都是原汁原味的地道漢語，自然驚動了整個漢堡及北部半個德國的漢學界，那些自以為是權威的漢學家、教授們，都想方設法地通過關系參加此次聚會，也想亮亮自己的漢語水平。為了照顧在場的中外來賓，關說中文，我替他翻譯，但關發言時，他時不時地跟我說上海話，弄得那些漢學權威聽起來丈贰和尚摸不到頭腦。
關畢竟是個文化人，又在德國生活了多年，有文化人喜好收藏的習慣。當年的作家若不是名家也出不了國，所以今天到場的用當下的時髦語言來說都是“大腕兒”，關自然不會放過這壹千載難逢的機會，他讓作家們在他的家庭記事本上留言。我忙著翻譯頭緒多，都記不得自己寫了什麼。但作家們都留了自認為是最精彩的壹筆。莫言前面是高曉聲，我在壹邊正好看到了。高寫了：“同是壹個‘漢’”；輪到了莫言，他的留言是：“吃完面條聽古琴”。在場的大家看了都哈哈大笑。
莫言的談吐與思維獨具個色，這壹開始就被賽德爾夫人言中。他不光寫作，在日常生活中也時時語出驚人。從維熙、瑪拉沁夫、張煒、王安憶、張承志等都正經八百地留了言，而他卻來了壹句大家意想不到的“吃完面條聽古琴”，那是因為那天關請的是意大利面，完後讓住在樓上的壹對中男日女的留學生夫婦演奏了《平沙落雁》。還有壹次，莫言發表的見解也讓人很是驚訝，弄得我都不好意思把他的話直接翻譯給賽德爾夫人聽。
那個年代，中國人歷經了多次“除肆害”運動，在國內已見不到走獸飛鳥。壹次我們到了壹個德國小城市參觀，滿街的鴿子，它們絲毫沒有怕人的跡象，會直接停在我們的手掌上要吃的，作家們看了個個新奇感慨，各自發表言論。到了莫言他又是出人意表，壹句：“這麼多的鴿子，要是擺在國內，中國人早就會想方設法怎樣把它們盡快地變成大便。” 說得作家群裡頓時嘩然。
左起王蒙、馬漢茂、金弢、鮑昌、劉劍青、舒婷、孔捷生、章國鋒、西戎、傅天琳、方冰、黃宗英、德方陪同、張抗抗、作協外事秘書、德國郵政部部長，1985年中國作家代表團在西德
“莫言將來是個偉大的作家”
這壹預言，1987年出自德國漢學家顧彬。
1980年代的顧彬初出茅廬，羽翼未豐，經常遭到瑞典漢學權威馬悅然和德國馬漢茂的揶揄奚落。2008年我在 《顧彬重炮猛轟中國作家》 壹文中有過這樣的記錄：對王蒙，顧彬壹向非常敬重。顧彬是個很具有中國文化傳統的漢學家。在他眼裡，王蒙不僅是壹位名作家，而且還是壹位長輩，壹位領導。1985年3月，中德作家在北京什剎海 《文藝之家》 舉辦兩國文學座談會。整個過程，顧彬對王蒙壹直畢恭畢敬。王蒙身為資深作家、中方代表團團長，英語又好，時常出訪歐美，談吐風格自然比較隨意。加之德方多為中青年作家，在發言中，王蒙間或也會用長者的口吻，對客人略有提醒告誡之辭。就是我們不翻譯，顧彬也能句句聽懂。盡管如此，顧彬絲毫沒有動搖過他虔敬的神態。就是後來王蒙當了部長，顧彬來京讓我帶去王蒙辦公室，那也只不過是壹種禮節性的拜訪。
然而對莫言不壹樣。顧彬壹開始就非常看好這位當時的青年作家。莫言不光寫小說出名，人緣也不錯。出訪德國壹個月，我們始終合住壹個房間，白天忙完日程，晚上什麼都聊。1987年中國作家團訪德，在波恩大學搞作品朗誦會，當時顧彬就說：“莫言將來是壹個偉大的作家。” 我們聽了多少有壹種言詞誇張的感覺。中國文字的表達比較含蓄，而德語相對直白得多。
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
等到今天莫言得了諾獎，再回首往事，會讓人覺得顧彬那個預言頗具神奇色彩。現在想來，這中間有著中西方不同的價值觀。對壹個作家的寫作風格和選題，在西方人的眼裡抑或是作品的最高價值所在，而我們或者更多地在乎作品的內涵與教育意義。諾獎評委在給莫言頒獎的解說詞中首先肯定的是莫言的寫作手法，這種價值取向有悖於我們傳統的文藝批評。我們在作評論時，往往會先從作品的思想性出發，只在評論的收尾才談及作品的寫作技巧。
又之，當時信息手段落後，我們對海外同步在發生什麼、他人在想些什麼知之甚少，所以很多文藝動態會讓我們出乎意料，甚至讓人吃驚，可以通俗地說，對西方的行情我們不甚了解。顧彬敢這麼斷言，當時我們只是壹笑了之，現在事後諸葛亮地分析，的確不無道理。
顧彬首先是個嚴肅的學者，他不像某些漢學家，漢學只是壹種手段，而對顧彬，漢學是他的終極，是他人生的摯愛。我曾寫過：“為了漢學，他可以舍棄壹切物質上的追求，” 我也曾試問過，他的第壹次婚姻的失敗是否與物質有關。同時我們也很早寄望於他能成為德國的Franz Kuhn第贰。庫恩不僅翻譯了我們幾個朝代的文學經典，他終生不娶，從事文學迻譯六拾年，是世界上包羅各種文字在內的翻譯量之最的翻譯家。。
顧彬跟我們打交道那麼多年頭，我回憶不起顧彬曾有過開玩笑的場景，張潔、張抗抗評論他是“沉默的顧彬”、“嚴肅的顧彬”、“不苟言笑的顧彬”，其實都是在說他是個“認真的顧彬”。如果讓我對顧彬不受限制任意地評論，我能輕而易舉地壹口氣說上拾幾句、幾拾句的描述，然而只允許我對他壹言定音，我會說顧彬是個“嚴肅的學者”，這讓我想起他當時對莫言的評判絕非是壹句信口開河。基於他嚴肅的治學風格，他是經過深思熟慮、是認真的。
同時，顧彬的性格也是壹個心裡藏不住話的人，這種性格或習慣與他的漢學倒是相吻合。1985年中國作家團出席“西柏林地平線藝術節”，我們還沒完成組團，他已把消息帶到了北京：“這回每人能得壹千馬克。” 事實上，顧彬並沒有讀過莫言過多的作品，更沒有親自譯介過莫言的小說。那年在波恩的作品朗誦會前後，他讓壹個漢學系的女生來找我們，表示她有翻譯莫言小說的意向。對顧彬而言，是時近來伍年的情況已大有變化。他不再是自由職業，而已受聘成了波恩大學的漢學教授。或許他已力不從心，或許他已無暇他顧，昔日與北島孔捷生高行健輕松的時光已經過去。但他畢竟已經注意到了莫言。
那壹次顧彬說的不少話，當時在我們聽來不會覺得入耳，也不會往心裡去，甚至會認為顧彬因中文有限，在表達上或是辭不達意。在今天看來，顧彬的預言：莫言將來能成為壹名“偉大的作家”，跟莫言後來果真榮膺諾獎相應證，這難道是壹次無辜的巧合？我想不盡其然。
顧彬敢這麼預言，不光是他個人的預感，這其中還包含了他從他們內部得來的消息。很多事情，德國人對外守口如瓶，對內卻無話不談，他們的原則跟我們的外事工作無異，也是“內外有別”。因此顧彬的看法不只是代表了他自己，也代表了西方學派，包括諾獎評委，所以他這麼看好莫言並非空穴來風。我們當時信息不通，閉目塞聽，顧彬手裡掌握著許多遠遠為我們不知的信息，加之我們也沒朝這個方向去努力分析。
不同於上世紀80年代，世界今天早已進入了信息時代，人類近20年在電子科技方面風馳電掣般的發展，中國尤甚。中國的作家要得諾貝爾文學獎，除了作者自己寫作優秀外，還得有優秀的翻譯。我自己搞文學翻譯，深有這種體會。譯者不同的本國文字水平，可以把原作譯得面目全非。
諾貝爾文學獎與漢學的影響
歐洲漢學實力的分布主要在德國和北歐，其他的歐洲國家相形之下只是鳳毛麟角；尤其諾獎的評委在北歐，這壹點至關重要。加之北歐諸國的文學走向世界，德國是北歐的壹扇大門，兩者間有著緊密的文化淵源。北歐文學往往是首先翻譯成德語然後介紹給世界，如斯特林堡、林格倫等。
在德國，眾多的名牌大學均有實力雄厚的漢學力量，而且分布與側重也頗具戰略考慮。慕尼黑大學的東亞語言學院，從1970年代的鮑吾鋼到現在的賀東勢彫其研究重点均灾u泄糯南祝岳獻⒖酌纖枷氳奶教盅蟹ⅲ甘暌宦魷喑校歡韻執河铩⒅泄貝難У耐誥穎巳撾裨蚵湓諏斯吮蚱煜碌牟ǘ鞔笱АＫ塹母繽⒏⑼急齦５鹵ぁ⒑罕ご笱А亓執笱У齲型瓜宰約呵肯畹暮貉Я髖捎肴ㄍ庠諼頤僑綰畏治隼謎庖幌腫矗枇⒆易ㄏ鈦躉梗浜現泄難А白叱鋈ァ鋇墓擼蛞啞仍諉冀蕖Ｎ頤遣豢珊鍪擁氖牽鹿囪躚芯糠瘴ê瘢頗糠擲嗑福歉鑾康魅ㄍ緣墓搖�
在瑞典，年屆耄耋的馬悅然（G·Malmqvist，1924--2019），師出名門，他曾師從高本漢（K·B·Karlgren，1889—1978），高當年曾是哥德堡大學教授、校長，主持遠東考古博物館，堪稱瑞典漢學的鼻祖，並在瑞典創建漢學使之成為壹項專門學科，功不可沒。
自1978年高本漢離世後，馬悅然躍居歐洲漢學界首屈壹指的權威。馬從青壯年起致力於漢學研究，身為翻譯家，畢業於斯德哥爾摩大學，他曾歷任斯德哥爾摩東方語言學院漢學教授兼系主任、瑞典文學院院士及歐洲漢學協會會長，為諾貝爾文學獎拾八位終身評委之壹。他將中國的 《詩經》、老莊哲學、肆書伍經，包括荀子等先秦諸子的著作、辛棄疾的詩詞及中國近代古典名著如《水滸傳》《西游記》等率先譯介到了瑞典。
馬悅然梅開贰度，曾娶兩任中國陳氏女性為妻。他對中國文化、中華民族的感情不容置疑。誠然，諾貝爾文學獎毋庸諱言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它是西方人手裡的壹張牌，也是他們欲以此體現自己的普世價值觀。在評委裡，馬自然會力挺漢學，然而他畢竟勢單力薄，孤掌難鳴，有時會輸得很慘，敗得壹塌糊塗，1986年便是壹例。
我們80年代興起的改革開放國策，形式上是壹種往前的模式，實際上是在跟過去做壹次清算，推陳出新。“改革開放”的提法明擺著承認自己過去的封閉。因此以往我們在欣賞和評價自己的作家時，總會與國外的優劣標准判若雲泥。所以，當年顧彬對莫言的預言，不僅反映了其個人的文學鑒賞和價值取向，同時也是對歐洲文化背景的揭示。這種以世紀為計量的文化積澱而形成的美學品味和價值觀，在以往各自為政的封閉年代，要達成共識有如異想天開。眼下隨著信息科技的迅猛發展，國際間彼此溝通的加速與加深，或許我們能有效地參與影響。
1986年的莫言
1986年為配合諾獎評比，我方派出作家團出訪瑞典，意在氣勢上佐助馬悅然，以造聲勢，結果無功而返。現在想起，實際上並不是馬悅然的作用沒有發揮到家，而是中國作為壹個大背景的時機尚未成熟。世界承認壹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學成就，往往離不開以經濟發展為先導；中國在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同時在告語世界，不僅經濟，中國同樣謀求文學引領世界。文學標志著社會發展的總和，壹個國家的經濟與政治地位，跟它的文學地位在國際上得到的認同是相輔相成的。壹個經濟大國必定是壹個文化大國。
顧彬當時的預言，已道出了西方對中國文學重視的端倪。莫言的得獎只是壹個開頭，再往下用不了多少年，便有第贰個莫言。社會的變遷正是產生新文學的契機，這種變遷越劇烈，出現的文學就越驚心動魄。
西方國家不弘揚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價值觀，而倡首自信和毛遂自薦，就像優質產品，要盡數自己的優勢與強項，彰顯自己的陽光面。文學作品無異壹項產品，是壹項精神產品。因經濟的飛躍發展，中國社會的昌明與變遷正備受世人關注，我們可以自握綱繩，推轂自己的主題文學，可以有計劃地分類分批譯介中國作家，既有在國內已確立文壇地位、但在國際上尚未大紅大紫的作家，諸如賈平凹、格非壹類；也有已嶄露頭角、年輕但已成熟、作品思想性強、風格獨樹壹幟的中青年作家，象陳染、東西、葛水平之輩；也有年輕的新潮作家，只要思想意識符合國情，都可以薦譯出來，這是我們的多元、也是“百花齊放”的傳統。
被“點名”的青年作家
我們壹起出訪那年，莫言剛好叁拾出頭，在團裡算是小字輩，是個青年作家。我是因為聽了路遙 《人生》 的小說廣播知道了作者，莫言我是因為看了電影 《紅高粱》 才聽說了他，盡管那時我已經到了作協。當然首先是莫言的小說寫得好，張藝謀才給它拍成了電影。但反過來也是因為電影的成功，轟動壹時，使得莫言的小說壹舉走紅。莫言不吝的寫作風格我事先已略有負面的耳聞，正趕上了意識形態方面的波動，就是寫作手法比較開放、大膽，寫了別人沒想到或者想到而沒有寫的東西。壹次，同辦公室的、後出任作協外聯部主任的室友，手拿壹本《人民文學》刊物向我展示莫言壹篇有爭議的小說，我們還曾對他的作品根據當時的形勢議論過。
這次出訪，除了在波恩黃鳳祝博士和顧彬舉辦的中國文學報告會外，在慕尼黑舉行的“中德作家會晤”是整個旅程中唯壹的壹次比較正規的文學對話。談話對象是壹批德國民間的左翼作家。座談會上，老作家從維熙不無好意地拿莫言作品說話，給我印象特別深刻。
1980年代的西德作家群裡，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對中國的文藝政策均成見極深。本來偏愛中國、思想意識左派的賽德爾夫人在慕尼黑召集德國作家參加文學會談，有意識地選擇了壹批左翼作家，目的是為了座談會上達到和諧融洽的交流氛圍。但沒想到的是，西方的所謂左派作家跟我們想象的左派還是相去甚遠，他們不是我們期待的社會主義革命派。
會談時他們毫不隱晦地直接批評中國作家沒有寫作自由，寫了也不能隨意發表，也沒有人敢給你發表。其實西德作家所謂的左、右派之分，並不在於對中國是擁戴或是否定。就說言論自由，頗具理性的德國作家群，無論左、右都不贊賞歌功頌德的文字。他們的區分在於壹個是善意的批評，另壹個是刻意的指責。
俗話說，耳朵皮是軟的，人都喜歡聽好話，這說不上是什麼缺點，國內國外、東西方都壹樣。本來講好都是些友好的左派作家，我們以為話題皆是輕松的提問，了解壹些情況而已。沒想到就是左派也並非你好我好的，壹旦觸及創作理念，他們直言不認同“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提法，強調寫作不是服務於人，作家不是服務員，他們要隨意表達自己的心聲，要體現言論自由。他們雖承認文藝創作可以引導人的思想，敦促社會進步，自然中有提倡美德的社會效益，但不能本末倒置，寫作不能迎合某種號召，文學不能成為受人制約的職業。
中國作家與西方左派作家雖然思想意識相對接近，但受教育不同，理念各異，加上我們文革剛過，國門才打開，對迎面撲來的新風，還沒來得及很快適應，這種公開的討論、加上當面的質疑甚至批評，大大出人意料，我們很不習慣。文藝為人服務的話題尚待探討，說到底，人各有志，任何作家可以闡述自己的創作標准，對各種口號性的提法都可以見仁見智。這類話題依然局限於文學專題和個人范疇，這種問題兩國作家可以任意扯，是否能扯出什麼結果也無傷大雅，本來就是公理婆理之說。然而緊接下來的壹個話題，內容與性質上就發生了急變。
談到了文藝作品受檢查的問題，西德左派作家直言不諱地抨擊這種政策，提倡西方的言論自由。依據法律，人人都有暢所欲言的權利，寫作人人可以隨心所欲，只要對自己的文字負責，對社會負責，不觸犯法律即可；對中國作家得認同國家政策、調整自己的言論，他們不能理解並予以譴責。
這麼壹來，話題不再是文學的流派抑或個人的理念，而成了壹個國家文藝方針的政治話題。即是叁拾多年過去的今天，歐洲作家對中國的看法依然沒變。瞬息間，全體中國作家變得鴉雀無聲。這種政治話題本來就非常敏感，到了國外更不知如何對答，外事又強調內外有別，明言外事無小事。大家只好等著領導發言了。
碰到此類大是大非問題，團裡出面發言的除了團長瑪拉沁夫，就數從維熙了，此刻老瑪沒出聲，這場面就得從維熙來撐了。然而從的發言舉例出乎大家的意料，尤其讓莫言幾乎吃驚失色。為了據理駁回對方論中國作家沒有自由發表文學作品的提法，從維熙霸氣反擊：我們自1949年成立新中國以來，壹直倡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政策，過去如此，今天同樣如此。隨著目前中國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這種自由的文化氛圍將會變得更加寬松。拿個現成的例子：像莫言這樣的青年作家，他所寫的文字被文學評論界認定為“髒學”，像他這種被人評為肮髒的小說照樣可以發表，這在過去是無法想象的，更不用說遇上“反自由化”運動了，這充分說明了中國的文藝政策在長足進步，是開放的、自由的。
從維熙談得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然而莫言卻是另有壹番心境，他扯扯翻譯的衣角耳語：“別給他翻，別給他翻！” 回到酒店關上房門，更是怨氣難消，但適才座談會上無奈只好忍氣吞聲。不難理解，作家都是有脾氣個性的，聽了批評總不是滋味，尤其還在國外，當著眾多陌生的外國作家。這也是我與莫言接觸中他唯壹的壹次不悅。莫言是“青年作家”的作家，從維熙即是領導又是長輩，是老作家。那就是當時的國情。我出國叁拾載有奇，這種現象國內當下不知又是如何？
莫言鄉下老屋
跟莫言的“悄悄話”
出訪肆個星期，莫言跟我壹直同住壹個房間，即便有那麼壹兩個城市，為了體驗壹下德國人的日常生活，我們寄宿在德國人家裡，我跟莫言也是合住壹間。出國那麼多天我們相處和諧。加之雙方都有過農村的生活經歷，我們間的聊天總有說不完的話題，而且農村生活也很相似。想想自己大學生活柒年，除了時而去學校澡堂洗洗澡，平時圖書館晚自修後回宿舍睡覺，上床前時有不洗腳，所以農民出身的莫言，習慣相近，也就見怪不怪。
我跟莫言同年，他大我幾個月，我尊他為兄，他對我的學歷和德語專業也是佩服有加。我們住飯店很少談文學，別的幾乎什麼都聊，話題無所忌諱，談得隨心所欲，但話及最多的是農村經歷。他坦言，盡管不足贰拾年的農村生活，但經歷及感受，他耳聞目睹的事夠他足足寫壹輩子。
童年的莫言
事實也是如此，他後來所有的作品幾乎壹直在消耗他童年、青年時代的資源。他跟路遙、古華、魯彥周不壹樣，他永遠在寫別人。莫言是壹個很會講故事的人，1988年我已來德留學，慕尼黑漢澤爾出版社計劃翻譯出版莫言的《紅高粱》，讓我寫了書評簡介，並從國內調來了英文譯本。出版社文藝部主任讀了小說的英譯本說：莫言真是個講故事的高手。莫言的成功，尤其後來諾貝爾文學獎的榮膺，首先得感謝他講故事的技巧，還有優秀的的譯文。
柏林是我們訪問西德即將結束的壹站，在前壹站大家已經開始收拾行李，會看看行李箱還有多大的空間，以定奪再能帶些什麼紀念品，莫言也是壹樣。
莫言的出生地是山東高密，是個窮地方，雖然他很早離開家鄉，但他的家人仍在農村。我插過隊，知道農村的茅坑是怎麼樣的。壹個簡易的茅草棚，地下挖壹個土坑，土坑上放壹個木框架，中間隔壹道擋眼的草編，連個門都沒有，就算是兩個單間了，沒有男女之分。那時的民風不但簡樸，還道德正派，我在農村那麼多年，包括之前幾拾年的老農，都沒聽說過有誰因脫了褲子被誰強奸了。
茅舍就在公路邊，跑遠程的貨車或行人時有來往，單身女青年或婦女，脫了褲子坐那裡半天，也沒見過出事兒的。還經常是壹邊男的在解手，壹邊女的在上崗，就是碰上互不相識的男女，雖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只要有壹方積極發言，兩邊就會搭訕起來，跟我們現在的微信聊天挺相似，時而還聊得甚歡。至於兩人是否聊得投懷，後來鑽了草蓬，只要他倆不說，那就是天知地知，你我不得而知了。平常農活完了晚飯後去農民家串門，說到了葷笑話，談及如廁壹事，尤其碰巧男女逢緣，有經驗的農民會向我們知青泄露天機：其實啊，拾個女人九個肯，就怕男人口不穩。
農民沒有廁紙，莫言老家的茅坑也壹樣。我們分別各自描述過自己家鄉的茅坑，其形狀雖不是如出壹轍，但也大同小異。事畢必須例行的公事是壹問題。我插隊的是魚米之鄉，不缺稻糧，所以稻草比比皆是。茅坑中間壹分為贰的擋壁，上面穿有壹孔，好心人會往孔裡塞壹把稻草，完事之後，抓來些許，手心絞壹絞，用來得心應手。
來德後，有位我的同胞常客，後來成了朋友，他屬老叁屆，上世紀60年代下鄉去了江西插隊，壹次茶余飯後，話及農村茅坑，我向他討教，江西的農民是如何處理這壹“善後”問題。雖然江西盛產毛竹，似乎用竹葉太嫌滑溜，難濟於事。他透露，江西的孩子很小就得學會削竹管，隨身攜帶，以備急用。江西遍地都是竹林，加之中國人從來善於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榮獲諾獎後，莫言在高密老家舊居接受記者采訪
莫言要出國了，而且去的是舉世聞名、肥得流油的工業強國西德。莫言的結發是個心細過人的良家女子、賢妻良母。1980年代的中國，剛剛從物質匱乏的文革中脫胎出來，別的不說，就說那個年代城裡的廁所紙，恐怕現在不到40歲的國民都沒正經見過。丈夫要去先進發達的西歐國家，雖說咱們還窮，比不上人家，但咱們中國人愛面子，再窮也只能窮在家裡，不能丟人現眼，我們不是常說窮家富路嗎？這是中國人的傳統，家外敲銅鑼，家內喝薄粥，再沒錢，長衫馬褂還是要穿的。
莫言老婆想起了家鄉的茅坑，在家完事兒幹草壹把可以打發了事，到了國外則可不行，怎麼也要來壹點兒上品的，不然人家還以為咱們中國真是個窮國呢？盡管平時省吃儉用，但在廁所紙上，為了面子怎麼也得投資壹番。到了80年代的中期，中國的經濟剛剛開始有起色，經濟政策的放寬，號召國民發展私營企業，提倡文人下海，推舉全國首富“萬元戶”，市場開始改型，出現了首批“精品商店”。所謂“精品商店”，裡面要不是國內質量壹流的品牌，就是“舶來貨”，質量雖好，但價格都是市面上的叁至肆倍，除了海外歸國華僑或剛發了財的個體戶，普通老百姓是可望不可及，怎敢問津？但為了丈夫出國為國爭光，不失臉面，莫言老婆咬牙跺腳進了“精品店”。我就記不得有過這個福份享受過這般好待遇。
這種廁紙，我們先說顏色，是白的，暫且不說白到什麼程度，問問那年頭庶民百姓見過白色廁所紙嗎？絕對沒有！就算我這個學了拾年洋文的，工作搞的是外事，在日常生活中也沒見過，是因為接待外賓住進了北京飯店才開了眼界；再說其形狀，是圓的，說起來會讓人覺得是天方夜譚。幹嘛要園的？都不知道怎麼用，還需要什麼樣的設備，都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去普通商店買，都是壹刀壹刀、棕紅色的，大約20厘米見方。中國為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我拙荊單位跟別人壹樣考慮到女性生理特點每月照發衛生紙，作為婦女保健福利用品。新中國提倡男女平等、是尊重婦女的社會。到了西方叁拾多年，現在想起來，相比之下社會主義還是好，有很多優越性，單位裡什麼都發，連避孕套也發。那時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每月補貼5元人民幣獨生子女費。有了壹胎就要實行計劃生育。老婆報社管計劃生育的婦女幹部小郝時不時地往我老婆手裡塞避孕套，也不事先問問，套套型號分大中小，我壹直納悶，人家哪來知道我的尺寸？
莫言懷揣老婆的體貼與關愛，背上裝著兩卷象征中國改革開放現代化的白手紙上了路。我們輾轉西德諸多城市，這兩卷飽蘸夫妻恩愛的手紙可惜壹路就是無用武之地。到了過完下壹站就要回國了，收拾行李時這兩件家鄉來的伴侶不由再次躍然眼前。拿它們怎麼辦？這讓莫言犯難了。肆個星期的旅行，壹路不斷攢集的禮品已把行李撐得鼓成了球。
無奈中，莫言不禁失聲抱怨老婆真是多壹事不如少壹事，弄得他現在取舍難定。扔了？這麼優美的現代化產品，自己這壹輩子還是第壹次擁有，況且還做了全程陪伴，多少有了感情，怎能棄之如敝屣？但要裝進行李實在是缺之空間了。我壹直在壹邊注視著莫言的躊躇不決，見我靠近，這敦促他果作定奪。最後還是決定帶走。或是莫言想到了老婆的夫妻恩情，或是苦難出生的莫言舍不得這倆"精品"。
我來到他身邊，使得話題有了轉向。我的參與不想對莫言是否決定扔掉還是帶走施加影響，決定盡管由他自己作。我的意思是，既然要把那兩卷國產貨帶回國，還不如換兩卷德國貨。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壹比之下，國貨頓間相形失色。人家的德國貨那叫個細柔白淨，質感棉性大，有韌性，不易戳破。我的意思是：你老婆對你“有情”，給你出高價買了這兩卷現代化手紙，你得對老婆回敬壹個“有義”，回送她兩卷高質的，也讓你老婆感同身受壹次，嘗嘗這種柔美細膩的味道，讓她用過壹回沒齒不忘。
莫言接受了我的意見，決定換下兩卷好的，但見衛生間裡的手紙已所剩無幾。我說這個好辦，我去服務台取就是了，壹取取了壹整包拾伍個。莫言使了勁裝完了兩卷好的，手裡拿著兩卷差的，猶豫良久，還是奮力壹同打進了行李。
莫言“痛哭”柏林牆
柏林是我們這次德國訪問的最後壹站。1961年8月13日，柏林牆始建。這壹牆之隔，隔出了兩個德國，隔出了東西方世界的兩大陣營，它既是德國分裂的象征，也是冷戰時期兩種社會體制對壘的重要標志。柏林牆全長155公裡。起初用鐵絲網或磚頭為材料作圍牆，後來加固為由瞭望塔、混凝土牆、開放地帶以及防止車輛沖擊的壕溝組成的邊防設施。到了西柏林，參觀柏林牆無可置疑是首當其沖。
柏林牆倒塌
柏林牆中的“牆”字跟我們長城中的“城”字在德語裡是同壹個詞，都叫作城牆（Mauer）。早在1970年代我們開始學德語時，筆者曾跟外教談起過有關柏林牆的話題。我說中國有個“城牆”，德國也有個“城牆”，這難道是碰巧？外教說：兩個“城牆”不壹樣，你們的是文化的“城牆”，而我們的是政治的“城牆”。外教何嘗不知，我們的“城牆”也曾經是壹堵政治“城牆”。
那天上午，初夏的壹潮陣雨把西柏林沖洗得透幹淨，象是為了迎接我們，讓柏林牆給我們壹個好印象。我已多次分別從東柏林和西柏林參觀過柏林牆。只要我們是訪西德團，若時間安排得出，我們會上午從西柏林看柏林牆，下午從東柏林看柏林牆。柏林牆的東面，之前有進百米的開闊地帶，戒備森嚴，人不允許靠近。怕有人強行突破，開闊地埋有地雷，也是瞭望塔的射程范圍。從東柏林看去，柏林牆潔白、幹淨，壹堵“漂亮、整潔”的牆；而靠西柏林那壹邊，牆沒人看管，徹底開放，游人可以走至牆根；也沒人管理，不僅垃圾遍地，而且尿騷嗆人。是壹堵肮髒透頂的牆。
去柏林牆我已是輕車熟路，今天領著大家來參觀，身為團的翻譯，得時不時地給大家解說柏林牆的政治背景。為了讓游客能登高瞭望東柏林市容，在牆的西面建有諸多鐵制瞭望台。我們下了車，多數作家想先拍照留念，我跟莫言直奔鐵塔而來。
壹場大雨剛過，游客壹下子擠在了壹起，有人往塔上攀登，也有人從上面下來。莫言跟我靠前靠後，幾乎平行往瞭望台上擠，莫言在我的右側，我比他快那麼壹兩個台階。幾乎要到平頂的時侯，我正前方下來壹個六拾開外、身材豐腴的女士，左手拿雨傘，見我上來，下意識地往左壹讓，正好對撞上由下而上的莫言，左手的傘尖不慎擦及莫言的左眼角。這女士或是根本沒有覺察碰了別人，毫無反應地徑直下瞭望塔而去。
莫言頓時疼痛難忍，上了瞭望塔的平台，手捂著眼睛蹲在地上。這時由下而上來壹個西裝革履、柒拾來歲瘦精精德國老頭，看看我是中國人，又看看捂著臉蹲在地上作痛哭狀的莫言，便自言自語大聲發表感慨：社會主義的中國看到了社會主義的德國，同情可憐得痛苦流涕……！虧得莫言聽不懂德語，否則當時非把他氣炸不可。
莫言“痛哭”過的柏林牆兩年後倒塌。中國古時有“孟姜女哭長城，哭倒了長城”壹說，今有莫言痛哭柏林牆，也能說成莫言“哭倒了柏林牆”？史學家們都說柏林牆是德國人自己推倒的，我想，沒有兩年前莫言痛苦的熱淚泡酥了牆根，柏林牆能倒得這麼快嗎? 這難道又是個巧合？莫言這壹壯舉跟他25年後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難道沒有絲毫的聯系？此事或得考證！
2024年0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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