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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4-07-15 | News by: 新三届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莫言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我说，“出国几十年，我们的思想意识一脉相承没变，仍旧是上世纪80年代的，依然原来的道德观念，变的是国内同胞，他们潜移默化，变得自己认不得自己了。”
每个作家团到了西德都去跳蚤市场买旧衣服，那是因为当时的国情所定，也是一段我们走过来的历史，这我将另文别述。想写写王蒙暗红色的皮夹克，想写写张洁、张抗抗披风式的大衣。
莫言墨宝初留海外
那次出访因为是私人邀请，我们团基本上没跟德国官方打交道，是一次旅游式的民间访问。在说顾彬对莫言的印象之前，有个绕不过去的插曲，就是汉堡家访关愚谦，莫言也因此第一次在海外留下了他的签名和墨宝。
1987年中国作家团访西德，莫言留下墨宝
在汉堡，有个海内外众所周知的新闻人物名叫关愚谦。说起关愚谦，1980年代在北京中央部委搞外事的恐怕没有不知道的。他是1968年文革时期利用工作之便，瞒着单位拿了对外友协日本客人的护照冒名顶替出的关。为此，负责友协的领导还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关的事件在当时可是一条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1985年中国作家团到汉堡，关愚谦提出邀请我们到他家访问，遭到拒绝。但这次玛拉沁夫、莫言团，关再次发出邀请，我们却爽快地答应了。这之间相隔的几年，跟国内当时改革开放的需要以及与时俱进的观念不无关连。
在玛拉沁夫、莫言团之前，王愿坚、路遥团、公刘团也去过德国，其实那几次我们已经有了与关见面的准备。除了改革开放，另外关到了海外几十年也没有什么对不起祖国的言行，他靠自己的艰难拼打赢得了一隙生存之地。还有国内快速的形势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已逐渐消融。我们内定底线：不主动、不热情。到了汉堡就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或许是1985年关吃了闭门羹，轮到王愿坚、路遥、公刘团访德，他比较知趣，没有主动来找我们。这回玛拉、莫言团，也许是时间隔久了一些，记忆变得有所淡漠，抑或是改革开放的气势更强大了，关再次提出要见中国作家。这回我们一拍即合。
关愚谦终究是搞外事出身，事事讲个有礼有节，考虑问题也比较周全，他两次欲跟我们接洽，都是通过汉堡文化厅提出来的。头一次1985年北京，我们还在组团期间，汉堡文化厅的来函已把他提名在册。这一回也是汉堡文化厅先把电话打到了我们下榻的酒店。我把这一信息向玛拉团长汇报，团长说：想见就见吧，让我约个时间。
我们是那天下午十几个人包括本地的留学生去关愚谦的家。关的为人应该说是平易可亲的，他保持了上海人识大体的风格，无论遇到什么场合，大面子上一定过的去；他那种上海人能“吃苦耐劳”“忍辱胯下”的精神，给人印象至深，这也是他后来在海外成功的关键。
为了家访认路方便，我跟团长先去他在汉堡大学的办公室。上海人那时到哪儿都喜欢说上海话。这当中自有上海人为自己的方言感到骄傲。甚至在北外，系里在电影大厅放德语电影，整个系里的学生济济一堂，在这样大庭广众之中两个上海老师隔着好几米大声说上海话让人颇为费解。这里是经院式的氛围，地处北京，况且全是知识群体，却不说普通话。就是再爱说家乡话，就不能之后私下去说？我听懂没问题，但系里大半的师生来自北方。
到了关家，他对我也是一口上海话，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是从何渠道打听到我是杭州人。杭州上海方言不同，但说话相通。还有，他跟我说上海话当然也有亲切、套近乎的意思。但到了接下去文人聚会开始后，出现了让人忍俊不禁的场面。
1980年代刚改革开放，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中国作家，都是原汁原味的地道汉语，自然惊动了整个汉堡及北部半个德国的汉学界，那些自以为是权威的汉学家、教授们，都想方设法地通过关系参加此次聚会，也想亮亮自己的汉语水平。为了照顾在场的中外来宾，关说中文，我替他翻译，但关发言时，他时不时地跟我说上海话，弄得那些汉学权威听起来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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