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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4-08-22 | 来源: 凤凰网财经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富士康 | 字体: 小 中 大
富士康在印度建厂后，严枫华的一些同事曾被派去支援。回到中国后，他们的感慨之一是，用同样的机器，在中国可以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印度生产不出来，“我们对品质的管控标准，他们理解不了”。感慨之二是，在印度，富士康的政策很难执行下去，哪怕这些政策合法——一度，印度卡纳塔克邦为了配合富士康的生产，将政策改为允许12小时倒班、女性上夜班，但愤怒的工人们烧毁了法案副本，当地装配线工人帕德米尼告诉媒体他无法容忍高强度的生产线：“我必须活着才能工作。”
比起印度，中国富士康堪称效率的王者。严枫华记得，一次，郑州富士康要向员工宣导品质政策，决定大约在当晚8点出台，到第二天，这项品质新政的打印版本已经贴满了车间，并在每个厂房门口的电视屏和LED屏上滚动播放，早晨8点开会前，员工们每人都领到了一张，由厂长带领大家现场背诵：
“全面品管，贯彻制度，以提供客户需求的品质。全员参与，及时处理，以达成零缺点的目标。不接收不良品，不制造不良品，不流出不良品。”时至今日，这段“箴言”仍不时浮现在严枫华脑海里。
但对富士康来说，将低端产能向印度等地转移，或许已是长期趋势。近日，财富中文网分析指出，此次富士康产能回迁是为了保障iPhone 16系列的平稳出货，这充分肯定了中国代工厂的能力和价值，另一方面，这也是给印度方面更多的时间做准备，以便在将来承接更多的产能。
8月17日，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宣布，2025年将加大对印度的投资。
许宝坤没有关注这些经济新闻，他更关注的是印度的国民性。通过那台799块买来的小米手机，他刷到过包括种姓制度在内的科普知识，他得出结论：“印度人比较慵懒，会享受，不会为了钱太拼命，不太好管理。”
“中国人对名利看得更重，用这个就可以管理好。”他做了一个数钱的动作。
挣钱一直是许宝坤生活重大的母题。18岁那年，他离开驻马店老家去北漂谋生，因为他被《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打动，想成为下一个王宝强，“他长相也普通，家境和我一样，对不？”
在后奥运时代蒸蒸日上的北京，许宝坤努力挣钱：他在八一影视基地做过群演，演一个国民党反派，日薪90元；他去工地打过杂，也通宵装卸过快递；打过最久的一份工是当小区保安，月薪4000元，不累，但那份工作时常让他自卑——开好车的业主有时会凶他，“他们看不起我们，脾气很大”。
而在富士康，按照招工时25元一小时的承诺，即便不加班，每天只工作8小时，许宝坤也能拿到200元的日薪。一进厂，他的工牌里就被充上了400元饭费，这是富士康提前预支给工人的，发工资时再扣，“对没钱的人很方便”。宿舍是6人间，150元一个月，水电免费，“很干净”，还有两个厕所，远胜日结房和桥洞。如果表现良好，他还有机会转成正式工，领到五险一金——他以前的工作从未有过五险一金。
许宝坤感到自己被赋予了尊严。“你感觉自己就是个正常的工人，没有那种痛苦、自卑的感觉。你是来挣钱的，我也是来挣钱的，大家都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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