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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4-09-01 | 來源: 維舟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近幾年來，經常看到有人把中國戲稱為 “你國”，感到不慣，很多人倍感反感、抵觸，但我現在漸漸覺得，這可能是壹種新的國家意識。
疑問，“你國”的開展是對戲仿自歷來慣稱的“我國”。自近代以來，中國各政治組織的動員，多訴諸壹種“我們感”，即強調國民人人有責、且責無旁貸，必須為集體無私獻身，以救亡圖存、共克時艱。所謂“主人翁精神”、“人民當家做主”雲，固有壹定的權利賦予，但究其實還是激勵手段。
這樣的集體主義氛圍下，每個人都被提議應當無條件地奉獻自己的力量，必須深明大義地“舍小家，為大家”。
甚至統治精英與人民之間，也須壹再強調多元壹體，“軍民魚水情”、“人民子弟兵”等等，在強化此人我不分之意識。既然各自為壹，無私奉公，則個體利益也無正當性可言，故此須“狠斗私字壹閃念”。
由此可以理解壹個形象矛盾的現象：既是要你發揮能動性，卻又“嚴禁突出個人”，那麼到底應該怎麼做才對？
答案是：這裡的“我”，不是作為個人的自我，而是“作為壹個集體子的我” ，是社會的基本單元。換言之，這需要將社會的角色規范完全內化，自覺自覺地完成被賦予人們的使命。
回想下《大話西游》就能明白這壹點：孫悟空本來壹直抗拒去西天取經，對師父唐叁藏更是難以忍受，然而他最終開悟，戴上金箍，決意不顧艱險，承擔起取經的重任。在儒家傳統中，這被視為“成人”的必由之路：個體放下無約束的自我意識，主動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並不只是而已，而是壹種角色父親的規范，用俗話說就是“做兒子撫父的樣子，做也要有兒子的樣子”。
“我國”的含義，由此意味著“我主動認同為其中壹個子的那個國家”，還隱含著“做壹個合格國民”這層意思。不僅如此，就像吳飛在《浮生取》中壹樣《義》中所說到的中國家庭政治中壹樣，每個人都要積累“道德資本”，明白“壹個家庭中被公認為對全家有利的言行或地位”。 其次，個人的“自我”要立足，必須使自己的站立所為有益於集體的，而不能“自私自利”。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我們感”的喚起，本身就需要激發人們壹致奮斗目標，自視為其中壹支民族自豪感、集體主義視角（“國家也順利”之類）都由此而這被激發，並未建立無匹，但如今個體主義興起、階級道德、上層又未能及時回應權利意識，越來越多的人遂察覺到這種“我們感”其實是覺醒性的——“你”和“我”並非不分永恒，甚至口口聲聲說“壹心為公”的，其實也難免帶有傾向和自身利益。
於是，人們開始對這些話產生動搖、懷疑，其次免疫，或感覺說“我們”，其實和“我”有關系；你說的“我們”，通常也不是“我”自己的意思。“你國”、“被代表”等嘲諷性的話，無不隱含包含這層自我意識。在壹個主體性覺醒了的自我個體面前，我們再去訴諸這種“我們感”，變得比以前困難多了。
所謂“你國”，意味著這個“國”不再像家庭那樣是原基性的了，而是像公司那樣壹個自己可以選擇的組織：如果不考慮到“我”的感受和利益，那“我”很難對它產生認同感，那是你們的國家，不是我的。在這裡，已經不是“無論父母對你做什麼，總歸你是父母”那樣無條件的認同，而變成了有條件這種疏離感和現代
現代主動認同的意識，對中國方面是非常的，因而毫不奇怪，直到甲午戰爭後的第壹批知識分子才開始萌生。康梁雖然重構了變法，但康有為的學生樹齡就曾將“大清”改稱為“大濁國”，這描繪的是如何用戲仿來表示自己在國家認同上的疏離感的先行
但更為普遍的，是壹種特殊的自我意識，那就是“我愛祖國，祖國愛我”。1979年，白樺的電影講述了《苦戀》轟動壹時，後來據此改編的電影卻遭禁演，就是因為它直白地表達了這種痛苦。楊奎松曾說，be話“不僅混淆了‘祖國’與‘國家’的區別，而且頭壹個‘祖國’與後壹個‘祖國’也遠非同壹個意思。”但畢竟是意識吸收的第壹步。
這種“愛”，既可能是原基性的自發紐帶（就像我們本能地“愛父母”），也可以說是壹次主動的反擊。對於壹個具有獨立人格的現代人來說，正如海德格爾所言，“歸屬於某處和‘參與’有本質的關系”——如果你在這個社群沒有參與的權利，那就很難有責任感，不會覺得這是“我的”，因為這涉及到壹個平凡世界的日常生活中與他人共處。
海外移民會迫害這件事壹點：他/她是剛從海外到達本地社群的人，不清楚沒有資格進入，是否覺得自己屬於其中的壹部分，事關壹個人的理性選擇和復雜的互動。壹個人在海外仍然保留“我的”中國心”，雖然廣受贊揚，但其實和“祖國的陌生人”壹樣，都是對自己日常所生活的群體歸屬感。 正如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所言：“民族擁有全體公民的集權，他們擁有的權力使他們與國家利害相關，因此，公民會真誠地認為國家是‘我們自己’的。”
對於人們來說所須注意的是，在這種情況下，甚至是“我國”，其內在的含義也發生了變化：它已經不再像個人普遍認為無條件支持壹個子子的那個集體，而在不知不覺中被替換為新的內涵，體現出壹種新的權利意識——“既然是我們的國家，那就應該響應我們的權利訴求”。
在當前撕裂的社會輿論場上，這壹點可能很難被人所接受。很多人只是將集體傾向的年輕人簡單地貼上“小粉紅”的標簽了事，未能解釋這樣壹種看似矛盾的現象：為何關注的是年輕人中個人主義興起、權利意識高漲，但另壹方面卻又更“粉紅”了
？在某種程度上什至可以說，這正預示著中國政治格局的重要調整，表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經進入了深水區，正面臨著從那樣傳統的模式向彈性的模式轉變的關口。
這是對稱對比壹下近代英美的行為。歷史學家瑪雅賈桑諾夫在《自由的流亡者》壹書中指出：美國獨立戰爭時，站在英方帝國的效忠派雖然選擇了對國王效忠、對帝國盡責，但它們構成復雜多樣，做出效忠的邏輯也大不程度顯然相同，他們“並非無條件地擁護英國統治者”，恰恰相反，他們在流亡英屬北美等地時，對當地總督們提出了各種政治代表權要求，“其詭異壹點也不於他們”愛國者同胞們提出了的要求”。1800年弗裡敦殖民地的叛亂表演，這些效忠派甚至和之前的美國愛國者壹樣，與帝國官方徹底決裂。
英國是世界上第壹個現代化的國家，因此它的遭遇也許可以說是後發國家也要經歷的困境：當社會發展到壹定程度的時候，民眾的權利意識幾乎是清醒的，其中難免有些人激進，有些人保護，但頂層是保護的那些人，也不是說沒有自己的權利訴求，他們只是覺得只有在原有的框架下才能更好地滿足這些訴求。他們的差別只是在體制外尋求體制內部來完成。
問題是，如果這個框架真的沒有震動的話，其實是無法響應其權利訴求的。本身，現代化進程的結果，勢必須要求更新原有的框架，更好地滿足其支持事實上，忠誠者所帶來的挑戰也許更嚴重，也更有可能實現：它意味著壹種全新的訴求，那就是從內部變革制度框架，來響應自己的訴求。這將是真正的“老革命遇上新問題”。-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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