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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4-09-15 | 来源: 老知青家园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该报8月7日，又载了张春桥的《济南底报纸副刊一览》，其中表扬了他自己：“《国民日报》副刊‘燕语’，编者狄景襄、马蜂、张春桥，内容—比较说还算好点的，有时也提出些问题来讨论，为济南文艺界可注意刊物之一，其历史亦较久。”
那时候，张春桥的文章均署真名，所以倒还容易查找。
17岁的张春桥，四处钻营，已有着相当大的活动能量。难怪他日后成了中国文坛上一匹害群之马，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阴谋家—他早就是个祸根，诚如江青把上海电影界闹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不过21岁；姚文元在上海成为批胡风的“英雄”，也只24岁。
《小晨报》出了张春桥的丑
1935年5月，上海的四马路上，出现张春桥瘦削的身影。18岁的他，担任上海杂志公司的校对员，月薪30元。
当时的青年作家周楞伽，与张春桥相识。周楞伽这样记述对张春桥的印象：
张春桥是王梦野介绍我认识的，他俩感情似乎很好，常常同出同进，张春桥那时只有十八九岁，不像后来削骨瓜脸，戴眼镜，相反倒有点痴肥臃肿，他的名声不好，代上海杂志公司标点“国学珍本丛书”，自己看不懂，点了破句，反说原书有误，被辞退出来，文艺界传为笑谈，因此我有点轻视他。张春桥性格比较阴沉，不大说话，但一旦开口，言辞十分激烈。[119]
周楞伽原名周剑箫，1911年生于江苏宜兴，比张春桥年长六岁。他当时出版了长篇小说《炼狱》，并主编《文学青年》杂志。解放后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担任编辑，1972年退休。
上海的四马路（今福州路），是书店、出版社汇集之地，人称“文化街”。1924年，11岁的姚蓬子从浙江诸暨来到四马路，成为老板张静庐的光华书局里的一名编辑，从此走上上海文坛。11年后—1935年5月，18岁的张春桥从山东济南来到上海四马路325号“上海杂志股份无限公司”，充当一名校对员。真巧，这家公司的老板竟然也是张静庐！
张静庐是一位颇有眼力和魄力的出版商。1924年，他第一回办出版社，创立光华书局，招来了姚蓬子。出版界也是个风大浪高的所在。他时沉时浮，在荆棘丛中前进，几度濒临破产的边缘。到了1935年，书的销路不畅，他办起了上海杂志公司，既发行上海各种杂志，也自己印些刊物和书。他租下了四马路上的“红屋”—325号原世界书局发行所旧址，挂起上海杂志公司招牌，招来了张春桥。不久，他从校对员成为助理编辑。
1935年的上海出版界，一片不景气。销路尚可的只有三种：第一是教科书。学生要上学，上学要买教科书。教科书总是有销路的。第二是把古书加以标点，翻印，叫作“标点书”。这类“标点书”销路也不错。第三便是杂志。
张静庐也印起“标点书”来了。从1935年9月起，他聘请阿英、施蛰存[120]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以每周出版一种的速度，开始印行。
阿英在1936年1月10日出版的《书报展望》第1卷第3期上，写了《杂谈翻印古书》一文，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叹：1935年过去了。若果有人问：“这一年出版界主要的现象是什么？”那将谁也会回答，是“翻印古书”。把那些价值高昂，以及不经见的旧书重行排印，使穷困的学人能以少数的经济，获得许多在研究上必要的书，未始不是一件有利的事。但是此种事实，成为出版界的主要现象时，则无论如何解释，总是一种反常的行为……
18岁的张春桥，不知天高地厚，不问问自己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居然也去标点古书，想拿点“标点费”。
1935年11月18日，上海《小晨报》发表了署名“岂以”的文章《张春桥标点珍本记》，可以说是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揭露了张春桥的不学无术。这是一篇迄今鲜为人知的文章，现全文转录于下，以飨读者，从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年张春桥在上海滩上胡混的卑劣形象：
是年也：旧书走运，“珍本”出头。
可恨“珍本”之类的东西，古文人忒煞作怪，不标不点，未免要使今人多费一番手脚。在这里，施蛰存，阿英，以至章衣萍等等人便做到了一笔好生意。
至于这篇文章的标题上的那位姓张的，也许诸君还不认识。事实上，他也的确不能算做什么“作家”；不过，因为他曾经在《太白》之类的杂志上发表过散文，而又做过一任上海杂志公司的助理编辑，与所谓“作家”们略有交往，便也自命为作家，而且还自视为“前进的作家”了。—在文坛之边上，这种“自得其乐”的人是很多的，对于张春桥，自亦不足怪了。
但，笑话来了！不知怎么一来，这位自命“前进的作家”的张春桥也居然标点起旧书来，在上海杂志公司的珍本丛书项下也当了一名标点员：他所担任的工作，是一部《柳亭诗话》和五本《金瓶梅词话》。-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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