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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4-10-30 | 來源: 觀廿 | 有1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資料顯示，當前日本風俗業店鋪數量達61000家，傳言市場規模為5.7萬億日元。2023年日本GDP為591.482萬億日元，若以此推算，風俗業產值接近GDP的1%。
1956年，日本政府出台《賣春防止法》，其中第3條規定：“任何人都不能賣春，或成為賣春的對象(即買春)。”還特別規定了以賣淫為目的，將處以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0日元以下罰金。該法律迄今依然有效。
不過，日本又制定了對風俗業進行管制和規范的《風俗營業法》。根據《風俗營業法》，風俗店可以在合法范圍內提供除了傳統意義上的“陰莖——陰道性交”以外的各式色情服務，性接觸服務、在單間浴室為異性客人提供服務、脫衣舞表演、色情錄像等行業都受到了法律保護。
風俗業繁榮的背後，是遲遲未能改善的女性貧困問題。2014年，壹名30歲的日本女性來到大阪市政機構咨詢生活保障事宜，工作人員答復“去做性服務業就好啊”，社會輿論壹片嘩然。就在2014年，日本國稅廳民間薪酬調查結果顯示，日本男性平均薪酬為222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1萬元），女性僅為147.5萬日元（約合人民幣7.3萬元），在當時，收入低於122萬日元即為“相對貧困”人群。工作人員這壹回復固然冷漠，卻也道出了不爭的事實。
日本社會的性別不平等現象，並未隨著時代真正改觀。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2023》裡，日本在146個國家中，排名第118名，僅高於科摩羅、布基納法索和科特迪瓦等國。在工作參與度上，女性只有54.8%；收入上，較之男性少了24.63%；至於管理人員，女性更是只占了12.9%的比重。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在受教育程度上，男女幾無差別。
2023年世界經濟論壇的統計數據顯示，日本所有女性雇傭者裡，52.89%的女性為非正式就業者，即兼職工作者或臨時工，男性就業者中，只有25.39%的男性為非正式就業者。據日本總務省統計，2023年非正式就業者時薪只有正式員工的約70%。在日本，非正式就業者無論是實際收入，還是福利保障，與正式員工都存在明顯差距。
收入上的不公，帶來嚴重的貧困問題。NHK電視台曾對日本女性的困境做過深入性報道，並整理成《女性貧困》壹書。根據書中所寫，在2013年，非正式雇傭者中，女性占比70%，年收入未滿兩百萬日元的女性合同工高達兩百八拾九萬人。
花田美紀（化名）27歲，是壹名單親媽媽。白天時，她在壹家塑料加工廠做辦公室文員，身為派遣工，拾叁萬日元的月收入，根本無法負擔起自己和女兒的生活開支，因此每個禮拜，她都要拿出幾天，不情不願地穿上公主裙，化上濃妝，來夜總會裡兼職賺錢。
夜總會的工作要到凌晨叁點，而第贰天壹早還要上班，算下來美紀每天要連軸轉20個小時無法合眼。她討厭酩酊大醉的男人，很想立馬辭掉夜總會的工作，希望通過讀書可以成為護士，然而貧困像壹個漩渦，她被拖入其中難以自拔，始終逃不出窮忙的命運。成為護士的念頭最終被束之高閣，她說：“我做不到，我已經什麼都不想去想了。”
花田美紀將自己的不幸歸結為教育原因，“萬萬沒想到，高中退學會讓我付出這麼的代價”。然而通過調查，NHK記者發現，就算讀書，接受高等教育，許多女性也並不能改變滑入貧窮的命運。
日本是世界上女子大學數量最多的國家，女子大學的課程大多僅限於文科，多數畢業生只能從事非職業導向的全職工作，並在結婚或生育後離職。重返職場的生育女性，大多只能選擇兼職工作或者臨時工。2021年，日本有近40%的母親為非正式就業者，只有30%的母親擁有正式工作。
24歲的小愛就是壹名非正式就業者，雖然在工作內容上與正式工無異，但兩年裡薪資卻僅漲了10日元（約0.5元人民幣）。每個月14萬的薪水中，房租和水電燃氣費用占據了壹大半，除此之外，還要支付叁萬日元的助學金貸款。這讓她的生活捉襟見肘，連結婚都成為奢望，“沒人會喜歡對方壹身債吧。”
同病相憐的，是她的好友真紀。真紀為了攢學費，高中時就在壹家卡拉OK店裡打工，等到大學畢業後，發現自己還是在這家卡拉OK店裡工作，唯壹不同的，是身上多出了六百萬的助學貸款債務。每個月拾六萬日元的收入遠遠稱不上豐厚，不過將將維持生活，她不由得感慨：“人們常說，不上大學就找不到好工作，但現實卻是，大學畢業根本找不到好工作，也還不了助學金，形成惡性循環。”
低廉的收入，沒有保障的工作，成了許多年輕女性的夢魘。2007年，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曾發布數據，26歲到64歲的單身女性中，約有32%的人正處在貧困狀態，65歲以上的高齡女性和單親母子家庭貧困率更高達50%以上。拾幾年過去，這些群體的貧困境況並未得到改善，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調查顯示，2021年，單親家庭的兒童貧困率仍保持在50%左右，另有統計顯示，這些單親家庭中，87%由母親壹人供養。-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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