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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4-11-16 | 來源: 觀察者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特朗普 | 字體: 小 中 大
唐納德·特朗普(专题)高調重返白宮，這無疑將對美國的國際地位和全球策略產生深遠影響。當然，美國的外交政策具有兩黨合作的性質，不僅由行政部門制定和管理，立法部門也參與其中，同時美國“深層政府”在外交政策制定進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小覷。
然而，畢竟是總統在掌控大局。在外交政策的優先事項、重大決策以及與美國的盟友、伙伴、對手和敵人的整體關系上，總統都會留下深刻的個人印記。
在其首個任期內，特朗普展現出了其做出突然且極具個人色彩決定的能力，比如2018年退出伊朗多邊核協議，以及2020年在巴格達暗殺伊朗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將軍。鑒於這位美國第47任總統的不可預測性，現在評估美國對中東地區策略可能發生的轉變或許仍為時過早。然而，壹些變化已初露端倪。
首先，美國對以色列(专题)的支持將比拜登(专题)執政時期更加強勁，華盛頓對以色列在加沙、約旦河西岸或黎巴嫩南部軍事行動的批評將會減弱。
其次，美國對伊朗的立場將更加強硬，這意味著《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將不會重獲新生，美國對德黑蘭的制裁也不會被解除。
第叁，特朗普顯然致力於繼續推動達成《亞伯拉罕協議》，進壹步幫助以色列與包括沙特在內的阿拉伯主要國家建立關系。特朗普還將試圖向富裕的海灣國家出售更多美國制造的武器，以破壞OPEC+全球油價調控機制，並推動建立中東版的北約，以應對來自伊朗和受德黑蘭支持的激進什葉派團體的安全挑戰。
同時，特朗普在第贰任期內不太可能增加美國在中東及北非地區的軍事存在。相反，他可能會采取逐步從伊拉克和敘利亞等地撤軍的戰略，尤其在美軍人員受到直接安全威脅的可能性增加的情況下。如果這樣的撤軍真正發生，將導致（中東地區）出現新的權力真空，以及美國在該地區影響力的整體下降。
最後，特朗普外交政策中的“交易主義”，也將在中東及北非地區顯現：新政府可能會專注於通過達成具體的“交易”來獲得即時利益，而不是建立長期的戰略伙伴關系[1]。這種做法將為美國當前在中東地位的可持續性帶來額外的挑戰。
這些即將到來的變化，對俄羅斯在該地區的政策意味著什麼？莫斯科將如何應對美國在該地區為克裡姆林宮帶來的新挑戰？在中東地區，美國與俄羅斯之間是否存在哪怕是非常有限的合作或協調機會？俄羅斯是繼續其“壹如既往”的政策以維持現有現狀，還是會被迫重新審視並調整其對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朗以及阿拉伯世界主要伙伴的立場？
讓我們從中東這塊豐富多彩、錯綜復雜的拼圖中最重要的幾塊：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朗和阿拉伯海灣國家的情況說起。
以色列
早在2024年美國大選之前，俄以關系就已開始出現問題。特別是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在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這對以色列的公眾輿論和該國的領導層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是在亞伊爾·拉皮德擔任總理期間（2022年下半年）。
然而，盡管面臨西方的巨大壓力以及國內親烏克蘭情緒的上升，以色列依舊選擇了不加入美國或歐盟對莫斯科實施的制裁，並決定不直接向烏克蘭提供以色列制造的致命武器（盡管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對這壹決定的官方解釋並非出於俄羅斯的利益考慮，而是擔心轉交給烏克蘭的武器可能會落入伊朗手中，被逆向工程後在未來用於對抗以色列[2]）。
10月7日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克裡姆林宮立即譴責了哈馬斯的襲擊，並表示以色列有權自衛，但對以色列隨後在加沙、西岸和南黎巴嫩采取的軍事行動持嚴厲批評態度。在談及以色列國防軍（Tzahal）初期在加沙的地面行動計劃時，普京甚至將之與贰戰期間納粹對列寧格勒的圍困進行對比[3]，警告以色列過度或不加區分地使用武力的行為可能明確違反國際法。
俄羅斯多次要求立即停火，並要求以色列軍隊撤出加沙，同時支持聯合國安理會相關決議草案，但這些草案大多遭到美國的否決。反過來，俄羅斯也阻止了美國提出的與加沙有關的決議，聲稱美國並不是真正有意對以色列施加適當壓力，以促成加沙實現持久停火[4]。
然而，莫斯科從未准備徹底斷絕與以色列的關系，甚至從未考慮過降低在特拉維夫的外交存在級別。盡管過去幾年俄以貿易大幅下滑，但以色列作為俄羅斯貿易和投資伙伴的地位仍然舉足輕重。目前約有130萬俄羅斯和前蘇聯公民居住在以色列，占該國人口的15%[5]。2023年10月底，哈馬斯高級代表團訪問莫斯科之後，俄羅斯外交部在壹次特別吹風會上表示，他們對俄以雙邊關系將在各領域繼續深入發展充滿信心[6]。
在這個過程中，俄以溝通也曾遭遇壹些挫折：例如，2023年秋季，以色列不再提前向莫斯科警告自己在敘利亞的空襲計劃[7]。然而，盡管雙方存在根本分歧，但以色列官員至今仍不斷強調雙邊關系的重要性[8]。我們可以推測，俄羅斯與以色列之間仍通過各種形式，在不同層面上保持著積極的接觸（包括軍事和情報溝通渠道）。
相較於拜登政府，特朗普政府的第贰任期可能會更加支持以色列。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欣然支持特朗普獲勝，並將其稱為“美國的新開端，以及對以色列與美國偉大同盟的有力重申”[9]，這並非巧合。內塔尼亞胡與拜登和哈裡斯的關系較為復雜，因此特朗普重返白宮，在以色列領導層中預計會受到歡迎。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從未明確說明他將如何處理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沖突，或者他的政策將如何與其前任拜登的政策區別開來。人們只能推測，他會敦促以色列盡快在加沙和（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完成任務”，以避免對以色列的國際聲譽造成更多附帶損害。
然而，如果“完成任務”包括吞並部分西岸地區，那麼以色列的這些行動在特朗普的白宮中可能不會遭遇太多反對或不滿。畢竟，正是特朗普在2019年宣布美國承認戈蘭高地是以色列的壹部分，而美國是第壹個這麼做的國家。
特朗普可能會阻止聯合國安理會所有譴責以色列當局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行動的決議，以協助以色列應對伊朗可能發動的對以襲擊，並繼續向以色列提供大量軍事援助。這種做法可能會降低以色列維持與莫斯科牢固關系的動力，但並不會完全消除這種動力。盡管包括上文提到的亞伊爾·拉皮德在內的許多以色列人，呼吁“重新評估”俄以雙邊關系，並指責莫斯科公然站在哈馬斯壹邊[10]。美以之間雖然持續緊張，且以色列很有可能在特朗普政府的第贰任期內更加依賴美國，但雙方都會努力避免雙邊關系進壹步惡化，並盡可能對已經造成的損害進行限制。
巴勒斯坦
2023年10月7日之後，俄羅斯對巴勒斯坦人的態度可壹分為贰地看待。首先，俄羅斯領導層在多個場合表示強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並重申其對巴以沖突“兩國方案”的承諾。盡管莫斯科譴責了10月7日的恐怖襲擊，但它與哈馬斯的聯系從未中斷，俄羅斯也沒有將該組織列入其恐怖組織名單（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俄羅斯與哈馬斯的關系並非壹直風平浪靜：例如，在敘利亞內戰初期，俄羅斯站在巴沙爾·阿薩德壹邊，而哈馬斯則傾向於敘利亞反對派）。
2024年8月，普京與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馬哈茂德·阿巴斯會面，這是兩人自2021年以來的首次面對面會晤。此次會面似乎更具象征意義，旨在重申俄羅斯在巴以沖突中的立場，並對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動進行“批判性評估”[11]。克裡姆林宮還承諾將向該地區的平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12]。2024年10月，馬哈茂德·阿巴斯受邀出席在俄羅斯喀山舉行的第拾六屆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並在會晤期間與普京進行了專場會見。
第贰，莫斯科繼續將自己定位為巴勒斯坦事務的潛在調解者。2024年2月下旬，它促成了包括哈馬斯和法塔赫在內的14個不同派別參與的巴勒斯坦內部會議，旨在當前沖突持續的背景下促進巴勒斯坦人的政治團結。
這並非首例，自2011年以來，俄羅斯至少主辦過肆次類似活動。然而，考慮到巴勒斯坦及其周邊地區嚴峻的安全環境，最近的這次會議顯得尤為特殊。多數分析人士對此類形式的會議能否取得任何重大進展表示懷疑[13]。10月7日之後，巴勒斯坦內部政治的復雜性並未消失，俄羅斯對許多巴勒斯坦派別的影響力仍然有限。
到目前為止，俄羅斯在團結巴勒斯坦各派別方面的努力似乎收效甚微，甚至可以說幾乎沒有什麼成果，這與中國的情況相類似。然而，2024年2月的會議表明，克裡姆林宮對巴勒斯坦主要派別仍保持著壹定的影響力，俄羅斯在未來的巴勒斯坦問題解決方案中既不會被完全邊緣化，也不容易被排除在外。考慮到巴勒斯坦領導層即將迎來代際更迭，馬哈茂德·阿巴斯將在2025年迎來90歲生日，這種影響力更不應被低估。
特朗普的第贰屆政府不太可能積極推動任何建立完整巴勒斯坦國家的計劃，也不太可能在這方面對以色列施加巨大壓力。同時，它也不太可能更加關注加沙或約旦河西岸發生的嚴重侵犯人權行為或戰爭罪行。
值得壹提的是，早在2018年，特朗普就取消了美國對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的資助，而拜登在2021年部分恢復了這壹資助。特朗普的第贰屆政府很可能會加碼限制甚至再次完全取消對UNRWA的支持，這將使該機構繼續為巴勒斯坦人提供支持的能力受到質疑（2024年10月下旬，以色列議會通過了壹項法律，規定到年底終止近UNRWA在該國境內的所有活動）。
唐納德·特朗普顯然不願為巴勒斯坦人發聲，盡管美國國內對巴勒斯坦權利的支持聲浪很高，這意味著莫斯科通過將自己定位為巴勒斯坦事業的堅定支持者，有可能在中東地區獲得更多關注和認可。
伊朗
在巴以沖突升級之際，莫斯科和德黑蘭正不斷嘗試將雙邊關系提升至新高度。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很快蔓延至黎巴嫩南部，並對貝魯特、大馬士革和德黑蘭本身的目標發動襲擊，這嚴重危及了伊朗在該地區的地位，促使伊朗領導層尋求與俄羅斯建立更緊密的聯系。特別是，德黑蘭方面希望獲得更多先進的俄羅斯軍事裝備，如蘇-35戰斗機和S-400防御導彈系統[14]。
而俄羅斯方面，在更早前就開始重視與德黑蘭的關系：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開始後，俄羅斯開始積極升級與伊朗的政治、經濟、基礎設施和安全聯系，期望將這些關系從“權宜之盟”轉變為穩固的戰略伙伴關系。
2024年5月19日，伊朗總統易卜拉欣·萊希在直升機失事中意外身亡，這在壹定程度上暫緩了兩國關系進壹步拉近的腳步，也可以說推遲了雙方已經籌備多時的新俄伊協議的最終達成，但事件並未實質上改變這壹方向。盡管新當選的總統馬蘇德·佩澤希齊揚強調他有意與伊朗的阿拉伯鄰國和西方國家接觸[15]，但這些機會最終被證明相當有限，伊朗繼續其長期向莫斯科和北京靠攏的趨勢。
2023年8月，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的第拾伍屆金磚國家峰會上，伊朗被正式邀請加入該組織，並於2024年初正式成為成員國。2024年10月，普京與佩澤希齊揚總統見面了兩次，首次是在土庫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舉行的國際會議上[16]，第贰次是在喀山舉行的金磚國家峰會上[17]，預計俄羅斯與伊朗之間期待已久的新雙邊戰略伙伴關系協議將很快就會簽署。
盡管莫斯科的壹些鷹派人士可能期待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爆發壹場大戰[18]，但俄羅斯官方立場依然保持謹慎。10月底，普京再次表示，從戰略上講，俄羅斯沒有從這場戰爭中獲利，而如果當前的以伊對抗演變成壹場大規模的地區戰爭，俄羅斯反而會遭遇更多問題。當然，地區局勢大范圍的不穩定可能會導致全球油價飆升，但這種不穩定也會帶來不可預測的政治和經濟後果，這很可能對俄羅斯的長期利益造成損害。
特朗普的第贰屆政府將對德黑蘭采取強硬態度。我們可以預料到，與伊朗核計劃相關的制裁將會變得更多，美國對伊朗的地區合作伙伴及代理人的壓力將會加大，對伊朗政治反對派的支持也將增加，其最終目標是實現伊朗的政權更迭。盡管不能完全排除在特朗普的第贰屆政府下，華盛頓與德黑蘭達成某種交易性協議的可能性，但這種協議達成的機會並不大。
此外，特朗普很可能會對美國在歐洲的盟友施加巨大壓力，以防止伊朗與歐洲之間達成任何有意義的和解。可以預見，作為美國整體反伊朗戰略的壹部分，美國對也門的胡塞武裝將采取更為強硬的行動，也就是授權對胡塞武裝的政治領導人和軍事基礎設施進行大規模打擊。對胡塞武裝的經濟制裁可能會擴大，且白宮可能會忽視也門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
當然，特朗普會盡力避免美國與伊朗發生直接軍事對抗。然而，這壹選項的可能性並不能被完全排除——以色列領導層可能會極力推動美國走向這壹步。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誰將具體負責特朗普政府的伊朗事務——如果由鷹派人物主導，那爆發大規模地區沖突的風險將會增加。理論上，人們也可以設想特朗普會與伊朗進行直接談判，以達成全面協議，但目前看來這種情況極不可能。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合乎邏輯地推測，莫斯科與德黑蘭之間的聯盟將繼續深化，盡管這壹關系中的壹些問題還有待解決。例如，雙方對連接阿塞拜疆與其飛地納希切萬的所謂“贊格祖爾走廊”持不同態度。雙方還將在上合組織和金磚國家等多邊機構內繼續合作。只有當俄羅斯或伊朗發生非常劇烈的政治變化時，這種合作才可能面臨挑戰。然而，就目前而言，很難想象這樣的變化（會真的發生）。
阿拉伯世界
長期以來，俄羅斯壹直能夠認識到與沙特、卡塔爾、阿聯酋等海灣國家保持友好關系的重要性。盡管莫斯科方面可能期待這些國家對巴以沖突升級作出更強烈的反應，但俄羅斯與以上國家的友好關系，並未直接受到這些國家謹慎態度的影響[19]。不管怎麼說，2023年12月，普京訪問了沙特和阿聯酋，雙方確認將繼續合作調控全球油價[20]，並進壹步推動雙邊貿易和投資等領域的合作。
沙特和阿聯酋均受邀加入金磚國家，而2024年9月在利雅得舉行的第柒屆俄羅斯-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CC）戰略對話部長級會議也證實，在巴以沖突升級問題上，俄羅斯和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的立場有很多共同之處。2024年10月，沙特和阿聯酋都參加了在俄羅斯喀山舉行的第拾六屆金磚國家峰會，不過沙是由其外交部長代為出席，並聲稱其身份是“受邀嘉賓”，而非金磚國家的正式成員[22]。
看來，莫斯科方面非常清楚俄羅斯在與海灣合作委員會（GCC）國家打交道時會受到限制，也明白巴以沖突升級對這些國家戰略優先事項的影響有限。莫斯科的主流推測是，《亞伯拉罕協議》將繼續進展，盡管速度會比加沙危機爆發前慢。另壹方面，特朗普可能比拜登更願意為《亞伯拉罕協議》投入更多的政治資本。
當然，莫斯科最不願看到的就是中東出現壹個將主要海灣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聯合起來共同威懾伊朗的“北約”，但考慮到這壹過程中存在的多重戰略、地緣政治、組織及其他障礙，俄羅斯專家對地區主要行為體快速朝這壹方向行動的能力或政治意願，持相當懷疑的態度[23]。
同時，俄羅斯領導層並不希望過度卷入阿拉伯世界和伊朗的爭端，因為卷入爭端將不可避免地限制莫斯科在該地區的行動自由。此外，俄羅斯與海合會國家的關系性質，與其和伊朗的關系截然不同：在與伊朗的合作中，共同的安全關切以及雙方國防領域的壹定互補性是俄伊合作的主要驅動力；而俄羅斯與海合會國家的合作，則更多基於經濟、教育和其他“軟實力”因素[24]。可以預見，在對海灣地區乃至對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政策中，莫斯科將繼續采取“例行公事”的態度，力求增加投資機會、促進貿易，最小化西方制裁的負面影響，並穩定全球油氣價格。
特朗普壹直高度重視與海灣地區富裕的阿拉伯國家建立更緊密的關系。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他作為總統首次出訪就選擇了利雅得，並在2018年沙特特工謀殺異見記者賈邁勒·卡舒吉的外交危機中，堅定支持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
然而，特朗普對阿拉伯國家的持續青睞，顯然並未延伸至整個阿拉伯世界——若特朗普再次當選，他很可能會大幅削減美國對外援助預算，這將對約旦、埃及、敘利亞、黎巴嫩和也門[25]等國家產生嚴重影響。特朗普政府對阿拉伯世界這種高度的選擇性態度，可能為其他國際行為體——包括俄羅斯——創造機會。
特朗普的第贰屆政府將致力於盡可能限制俄羅斯與阿拉伯國家的合作。他們將努力封堵美國制裁中的任何漏洞，這些漏洞為莫斯科利用海灣國家，特別是阿聯酋，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來規避西方制裁提供了機會。他們將通過向阿拉伯世界的合作伙伴提供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試圖在俄羅斯與阿拉伯國家更積極的軍事合作道路上設置各種障礙（例如，在處理與阿聯酋的關系時，特朗普可能會重啟此前停滯的F-35戰斗機和武裝無人機銷售協議），並忽視或批評莫斯科可能提出的任何區域安全提議。
然而，美國阻止俄羅斯與阿拉伯國家進壹步合作的能力並非是無限的，主要阿拉伯國家將繼續使其外交政策組合多樣化。特朗普與阿拉伯世界關系的另壹個復雜因素，是他在第壹任期內曾被詬病的“伊斯蘭恐懼症”言論以及他的反移民(专题)政策，如其兩次頒布的穆斯林旅行禁令。
最後，阿拉伯世界對美國在該地區安全承諾的可持續性存在諸多疑慮，這促使他們通過接觸北京和莫斯科來進壹步實現政治投資的多樣化。這種多樣化除了區域議程外，還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卡塔爾努力在俄羅斯-烏克蘭對抗中，將自己定位為主要戰略對話者，未來他們將繼續努力維持這壹定位[26]。
鑒於目前俄羅斯領導層全神貫注於烏克蘭沖突，很難想象莫斯科會在不久的將來，會提出任何關於中東安全或發展的雄心勃勃、影響深遠的倡議。與西方，尤其是與美國之間缺乏積極且實質性的磋商，是限制俄羅斯對該地區采取更具戰略性的長期方案的另壹個復雜因素。然而，俄羅斯領導層肯定會努力在極其復雜且高度動蕩的中東政治格局中保有壹席之地。-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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