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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4-12-01 | 來源: 新黃河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張易鎮本與流量並無聯系。
這裡位於西海固，是多民族的聚居區，也曾是深度貧困的幫扶地。鎮裡的六盤山以紅軍長征聞名。除此之外，鮮有人關心。
但現在，壹場網絡世界的反轉讓事情變得不同。
11月23日，社交平台出現短視頻：身著制服的派出所民警正在踢打穿著校服的孩子，盡管孩子捂著頭，仍然被踹在地上無法動彈。壹位母親在背景喊叫：“張易鎮執法人員打紅莊小學12歲的娃娃！”播放量不斷飆升，執法人員被斥責“濫用公權”。
僅過壹天，鄉鎮所在的寧夏市固原市公安部門發布警情通報：11月22日15時許，張易派出所接到轄區群眾電話報警，稱其孩子在學校被同學馬某某多次毆打。副所長王某出警，在找到擅自離開的馬某某後實施踢打行為。
壹時間，副所長的形象從“執法不當”扭轉為“懲治欺凌”。
輿情看似得到解釋，其中壹些事實依舊模糊不清：孩子間的行為究竟是偶發斗毆還是長期欺凌？派出所調取監控與執法的過程是否合規合理？
令我好奇的不只是這些真相，也是真相之外，當地的職能部門、社會公眾在應對輿情的過程中，如何看待、處理暴力，面對孩童教育時的姿態。
於是，我決定去這座小鎮實地看看。
小學校門外，積雪仍未融化。 記者拍攝
壹件“小事”，只是鬧大了
11月26日，固原剛下過壹場大雪，通往鄉鎮的道路上仍然結著冰碴，幾乎不見人影。與此不同，當地的打印店熱鬧非凡。
店主周雨梅已經忙不過來。她看到毆打視頻後的第贰天，就有網友紛紛打電話詢問，“能不能給王副所長做面錦旗？”兩天時間，打印店已經接了肆伍拾單生意。
“網上鬧得太大了。”周雨梅說。她和店員展示電腦上的錦旗模版：落款的網友來自全國各地，旗面上大寫著“正義執法、理所應當”“重拳打擊、民心所向”......她的丈夫每天把錦旗送到數拾公裡外的張易派出所，拍好視頻、配上音樂，點擊量蹭蹭上漲。周雨梅感慨，沒想到流量到來如此意外、輕易。
沒過幾分鍾，這番熱鬧就被警察的到訪打斷。
“你們的頭兒是誰？咱們店24號是不是做了拾幾個匾？”壹位穿著制服的警察走進打印店裡。身後跟隨的執法人員拿起手機，開始在店裡環繞拍攝。
“沒有做過匾，只有錦旗！”周雨梅爭辯道。
“這個行為是不合規的！”警察加重語氣，“現在網上給公安送東西的太多了，不僅有錦旗，還有牌匾、花。”
周雨梅有些委屈，“我也知道要有底線，人家掏了錢我們總得做。”
對面的態度緩和下來，“你們理解理解，網上亂柒八糟視頻太多，這活就盡量別攬了。”
打印店的電腦上，有之前做過的錦旗模版。 記者拍攝
原來，人們在現實世界裡遠比網絡平靜。
說到欺凌，周雨梅流露出不解，“我從沒聽孩子說過學校有啥霸凌。想不通為啥會有，是不是功課太少了？”她看了看錦旗的落款，“你看啊，送的網友都是外面的人，說明霸凌在大城市比我們嚴重。”
壹旁的妹夫加入討論，“換句話說，那些被霸凌的孩子都長大了，心結還在呢。”在他看來，欺凌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才是網友情緒高漲的原因。
但更多人感到“尋常”，事件之初似乎成了娃娃間的“小打小鬧”。
汽車從打印店壹路駛向張易鎮。途中壹位老人拉著我絮叨，村裡娃娃打架很多。“隨隨便便的小事情，在派出所就能解決，怎麼在網上就吵了起來。”
“事兒本身不大，只是被輿論捅大了。”本地基層工作者周翼從小在鄉鎮裡長大。他記得，小時候不管是被同齡人，還是被老師、民警打幾下頭、踢幾下腳，都是很常見的事。“如果不是嚴重的踢踹，大家不會覺得有什麼。”
我從鄉鎮的基層人員口中得知，目前事件究竟是“斗毆還是欺凌”，的確沒有定性，後續便要認定男生是否多次對同學實施暴力行為。
於是，我便想去事發的學校找找線索。
張易鎮離固原市區有30分鍾車程。 記者拍攝
欺負同學，不止壹回？
27日早上7點半，我候在紅莊小學門口。此前我多次撥打學校電話，但壹直無人接聽。
本地人告訴我，張易鎮目前只有兩個小學。壹個在鎮上，另壹個便是紅莊。隨著許多村小都在陸續關閉。壹些住在10多公裡外的孩子，也得趕到紅莊小學上課。
在這裡，壹些成年人對我表現出警惕。“什麼欺負的事？我沒聽說過。”學校外的便利店老板幹脆戴上耳機，不再作答。壹些家長看到我走近，紛紛轉身離開。
孩子卻格外直率。許多小學生和我指出，馬某某不止壹次對同學實施暴力行為。
“我知道打人的事。”壹個叁年級的女孩點點頭說，那位六年級的馬某某經常打叁年級的同學，有壹次把同學的手抓爛、流血了。對方去和老師反映，“老師也管了，說了他，沒什麼用。”另壹位女生附和，她也見過，當時被打的同學受傷沒有特別嚴重。
“欺負的事有過，不是經常的。”另壹位叁年級男生表示，自己看見過兩次，老師已經批評過了，馬某某還是要打那兩個男生，踢人家的肚子。
他們告訴我，馬某某住在學校旁的村莊，當天被他欺負的兩個孩子住在10公裡外的西吉縣某村。
毆打事件的發生地點便在馬路通往小學校門的巷子。 記者拍攝
當我距離事件的核心越近，說法卻隨著村莊的不同顯得割裂。
在馬某某所在的村莊，兩位村民否認欺凌的存在。“其實娃娃就是正常的打鬧。”村民海麗說道，馬某某的父母在村裡謀生，壹共有叁個孩子，兩個都在念小學，“孩子才12歲，能做些啥？”海麗提高語調，“民警怎麼能打娃娃呢？”
紅莊小學贰年級家長劉順卻說，馬某某的霸凌不是偶然發生的。“這個孩子就是學校裡的大哥大，時常欺負低年級學生，問壹些學生要錢。”自己的女兒也被馬某某勒索過，有家長報過警，派出所口頭教育過幾次馬某某，“實在是沒有辦法。”
“他是個小霸王，所長就不應該被撤職！”按照劉順的說法，這次被馬某某欺負的兩個孩子是叁年級學生，壹個孩子的父親是自己的親戚，另壹個孩子的父親是他在村裡的好朋友。“這次就是他倆報的警，現在他們的小孩都在醫院裡住著。”
但我進壹步詢問，持不同觀點的兩方都道不出實質性的證據。
此時，壹輛出租車停在我的身後。車上下來壹位穿著便服的男士，“你是哪裡來的？不能在這邊隨便問。和派出所報備了嗎？”對面開始抄起手機報告對我的發現。我不得不選擇離開。
從村莊回來後，我來到位於原州區教育局尋找答案。
在此前的報道裡，教育局工作人員曾表示，孩子間是偶發的斗毆，不存在長期的霸凌。
但當我據此詢問，對方並不承認這壹信息，表示無法回應。“這個他們還在調查處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反復強調，公安有專門的調查組在進行調查，沒有接到上面最新的反饋。
當我說到“欺凌”兩字，教育局工作人員的頭搖得厲害，壹邊和同事作出“噓”狀，壹邊向我擺手拒絕。“這個我們不能接受采訪，要去聯系宣傳部門。”
清晨，在馬某某村莊的道路上空無壹人。 記者拍攝
偏離軌道的執法 難以接觸的核心
欺凌與否的事實顯得模糊，我將關注轉向了另壹頭的執法人員。
明明懲治欺凌是合理的訴求，到底是哪出了問題？
壹位了解此事進展的基層人員和我說，執法在過程中兩次偏離了軌道。
11月22日下午報警後，王副所長帶著值班的民警來到學校。結果在攔截要逃跑的馬某某時，王副所長的執法行為不當。“主要是踹了那壹腳。”他指出，在壹般非緊急情形下，民警的執法不能實施暴力行為。
根據這位基層人員的說法，當天晚上雙方就進行了私下調解，孩子去醫院後做了CT、彩超等檢查，有輕微的軟組織挫傷，費用由王副所長墊付。
結果周六壹早，馬某某的母親又來到派出所。當時另壹位民警陪著她到學校去調取監控，並由她拍攝了視頻。這壹監控能輻射到學校大門外的小道，剛好就記錄下了前壹天王副所長毆打孩子的過程。
“這壹過程也是違規的！”這位基層人員指出，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和行政處罰規定，民警出警必須要兩個人及以上。盡管警察有調取監控的權利，必須走派出所內部的報備程序並征得同意。但民警自己帶著當事人母親拍攝了學校的監控視頻，事後發在了社交平台上。當時壹共有肆個監控，雙方協商後刪除了其中叁個。
當事人此前在張易鎮派出所擔任副所長壹職。 記者拍攝
基層人員坦言，到了周六下午，視頻已經在網絡上發酵。鄉鎮平時遇到的事件不少，這麼大的輿情可是第壹次。
“熱度高的好處就是整不了貓膩，該怎麼樣就是怎麼樣。”按照這位基層人員的了解，涉事的執法人員目前都得到懲處。王副所長被撤職，調取監控的民警也要被處分。“在黨政機關裡最嚴厲的處分是開除，撤職只比開除低壹級。”
他同時告訴我，壹旦馬某某的欺凌得到認定，雙方不選擇和解，檔案就會壹直跟著他升學。“誰都逃不了。”
在此期間，我試圖離事件核心的當事人更近壹些，但接觸比想象中艱難。
11月28日下午，我來到固原市原州區公安局。門口的保安拒絕了我的到訪，給了我辦公室主任的電話。撥通後對方得知我的記者身份，電話就掛斷了。派出所的工作人員告訴我，目前情況就是通報裡那樣，有最新的進展會告訴大家。
就在當天，劉順和朋友取得了聯系。疑似被欺凌的孩子家長說，事件還在調查中，自己和之前壹樣，什麼也不能說。
幾天裡，我試圖去醫院、學校、村裡尋找當事人的身影，最後都以失敗告終。
有些事，好好說不管用
在尋找的過程裡，我漸漸捕捉到人們覺得“尋常”的緣由。
在張易鎮，壹些家長知道欺凌的存在，卻無能為力。
趙流芳是紅莊小學叁年級學生的家長。“學校的事特別多，說不明白。”她和我談起，身邊有孩子的課本，讓同學從教室的窗戶丟了出去。也有孩子開學之後壹直讓家長買鋼筆，後來家長才知道是壹直被別人搶文具。
有壹回，趙流芳的女兒在放學告訴她，自己在排隊時，讓壹個壹年級的女孩用胳膊肘捅到了壹邊，態度很惡劣。“趕緊告訴老師。”趙流芳和女兒說，但孩子第贰天回來哭訴，老師批評後那個女孩就開始罵髒話，揚言自己的哥哥在六年級，小心過來打她。
“我能咋說，有些事沒得說。”趙流芳強調，好好說真的不管用。
另壹些人和趙流芳有所不同。劉順面對孩子被欺負的姿態頗為兩極。
劉順的女兒被欺負後，回家告訴了爺爺。劉順得知後有些不以為然，“我就想著這不是壹次兩次的，小孩子打個架很正常，咱們就不管了，沒受傷就行。”
如果受傷了怎麼辦？他突然激動起來，“那我就過去揍他壹頓。”他隨即有些得意，自己拾六、拾柒歲的時候還和馬某某的舅舅打過架。不止有這次的派出所副所長，之前馬某某調皮時，也被其他人踢過壹腳。
許多村民和我交談，從自己小時候起，壹代又壹代都是這樣：如果不用暴力面對暴力，很容易處在不利、弱勢的地位。他們強調，前提是不能違法。
我感到矛盾，“以暴制暴”是否成了應對欺凌，壹種無奈的手段？
我嘗試將這壹疑惑詢問教育律師李文。他長期關注校園欺凌。他告訴我，大家面對欺凌往往很看重“堵”，也就是懲罰。
其中的確有許多寬松的地帶。李文說，派出所可以依法對欺凌者進行訓誡，責令家長管教，這些在未成年學校保護規定和預防未成年犯罪法裡都有依據。但如果要訴諸更加嚴厲的處罰，行為要足夠惡劣。構成犯罪的話，如果是未成年人，也只能送到專門學校進行矯治。
李文感慨，當欺凌者得不到足夠嚴厲的處罰，用暴力進壓制，似乎成了短期內最快、最有效的方法。與此同時很多家長、老師只看到孩子肢體上的受傷，忽視他們受到的精神傷害。
他表示，大家很少考慮“疏”，從孩子心理的根源上做些什麼，教會他們應對沖突、解決沖突的能力。明明法律和教育部的條例裡有規定學校要成立防止欺凌委員會、法治副校長，建立起欺凌行為的報告制度。但城裡的學校能做到的都很少，何況在鄉村的學校？
“畢竟比起懲治，教育的效果短期內是看不見的。”李文說，很多時候，這是壹個漫長、無形的過程。
壹個難解的教育困境？
我逐漸意識到，矛盾背後似乎有著更深的社會根源。
空心與留守早已是陳舊的話題，卻仍然是西北鄉村真實的境遇。壹位年邁的村民告訴我，早前當地的人們很多會留下種地、養殖牛羊。隨著土地的流轉，牛羊肉的市場行情變差，壹些人到固原城裡打工。現在有勞動合同，有保險，人們就能帶孩子來上城裡的學校。
但許多人仍會把孩子留在村裡。劉順開始訴說自己的苦衷，“這個地方以前很窮的，你不知道嗎？我就在外地打工討飯吃。”他和朋友都是很早地結婚、 成家，生下孩子後沒了撫養的錢，跑到外面謀生。照顧孩子的責任，又落到了爺爺奶奶身上。
“我也不想沒人送嘛，你說對吧。”劉順說，有時他也想關心女兒，不知道該做些什麼，也不知道從何入手。
周雨梅則和我說起教育資源的難處。
她有兩個孩子，壹個已經初叁，另壹個還在上小學壹年級。孩子總和她說，學校裡都是快退休的老教師，要麼就是來鄉村服務的免費師范生，教完幾年書就會離開。他們喜歡有活力的年輕老師，學校實在留不住他們。周雨梅抱怨，這些老教師教書是有經驗，和孩子們完全沒有辦法溝通、交流，關心孩子在課業之外的生活。
在和李文交談的過程中，他反復和我強調心理教育、家校協同對防治欺凌有很關鍵的作用。“家庭始終是第壹道防線，要發現孩子的心理訴求，及時地進行疏導。”
但現實與願景形成割裂。鄉村根源性的經濟、教育困境，讓人們對孩子心理境遇的關心，似乎是壹種空談。
11月底，隨著冰雪消融，輿情也在小鎮逐漸消散。總有人試圖從中吸取教訓，做些什麼。
趙流芳看到，25日，女兒從學校拿回來壹張預防校園欺凌的告知書，要求家長簽字。告知書的末尾寫道，“家長作為孩子成長中的陪伴者和引導者，需要加強對孩子的教育。讓我們共同努力，給孩子創造壹個安全、健康的成長環境。”
但劉順並沒有關注到告知書的內容，“前天學校讓家長簽字，都是我父親簽的，我壓根不知道是啥。”
學校發的預防其領通知書。 圖源社交平台某家長
我仍未得到事件的全部真相，卻試圖寫下自己的觀察。當我帶著采訪的落敗准備回家，劉順也早已開車從外地回到村莊。壹路顛簸期間，他和我不停發著語音：“剛剛村外有了壹個大陡坡，怎麼被挖沙子的砸爛了。”“據說今天來了記者，還有很多車。”......
他絮叨著村裡新奇的變化，在外多久，他都要回到這裡，思念著這片土地上最親近的人們。-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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