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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4-12-07 | 来源: 文化纵横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根据学科成员联系的紧密程度，比彻指出不同学科社群呈现出内部趋同与趋异的特征。趋同型学科能够保持合理、一致的标准和程序，以便于进行知识控制，并保持稳定精英的存在。趋异型学科在观点和问题上缺乏一致性，没有统一的范式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容许知识的反常，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允许能导致自我毁灭的争论的存在。显然，英语学科的学者群体，在文化认同上缺乏集体一致性，对智识隔离具有高度容忍性，因而是趋异型学科。
甚至有国外学者用“混乱”（mess）一词来形容人文学科、尤其是英语学科的特点。关于“mess”一词，斯蒂普森（Stimpson）认为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不好的一面，困惑、杂乱、散乱、脏乱；另一种是指好的一面，食物、营养，一圈人坐在一起吃东西。前者是混乱无序，后者是健康的复杂性。但是，无论是此处的“混乱”，还是受访教授提到的“一致性的坍塌”，或“智识隔离”，都不能单单将其看作消极的，这是学科本身的真实状态与智识活动的需要。从知识生产看，人文学科的研究易受个人价值观的影响，成果表现为理解或阐释；学者倾向于独立从事研究工作，人文学科所仰慕的英雄往往是单兵作战型的学者，这类学者的作品通常是独立署名。
▍实验室空间中的师生关系:化学学科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吉鲁（Giroux）有这样的论述。空间绝非仅是客观的存在——透明的、独立的、表浅的存在，而是为不同的权力所建构的，植根于具体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脉络中。有形的空间与根植于其背后的理念，塑造了人与人的关系。对实体空间具有强依赖的实验科学，由于从事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资金、器材、设备等由作为项目主管的“导师”提供和管理，博士生的论文选题嵌入实验室研究团队的大项目并为完成课题服务，因此师生互动发生在实验室，并且师生几乎每天都要见面。学术训练只有在空间中才能够进行并不断发展，这种空间的可见性导致指导过程中教师是“看者”，博士生是“被看者”，师生双方的关系界限呈现在公共空间中。
作为科研项目主力军的博士生与作为项目主管（PI）的导师有几层关系，一层是导师与被指导者的关系，另一层是老板和雇员的关系，第三层是师傅与徒弟的关系。正如有受访者将实验科学的博士生培养比喻为木工或电工的学徒过程，是逐渐熟悉专业技能并独立执业的过程。
这位受访教授认为。“在美国，理工科博士生的培养过程类似于学徒。如果我想学习如何建房子。我会跟着一个师傅边干边学。或者说想学电工，会找一个师傅跟着干。师傅给我付几年低工资。或许我干得越来越好，他会给我涨工资。最终我离开了师傅。我自己另立门户创业，届时我的收入优厚，因为我成为了受认可的木匠或电工。这是学徒制。”
“木匠”、“电工”，从学习技能到逐渐独立，形象地比喻了化学学科对博士生的学徒式培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博士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将那些一般性的技术规则变为他自己熟练的科研“经验”和“习惯”，并根据实际科研任务补充许多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具有个人风格的新技术规则。“受认可”标志着博士生成功完成了学术社会化并获得了身份认同，外显性的评价标准是获得博士学位，因此博士学位这一符号蕴含着相应的资质；内在的判断标准是掌握学科知识，习得从事学术研究的相关技能，内化学科文化。
化学学科教师的工作时间与空间是开放的。导师常常呆在实验室或办公室，甚至有关导师的工作日程也是开放化、可见的，博士生可在需要之时寻求导师的帮助与指导。我们来看几位受访导师的描述。“我的办公室就在实验室隔壁。有时候我会将办公地点挪到实验室好可以整日呆在里面。一般情况下，如果有我关心的实验。我会投入大部分时间在实验室。”
“我会观看（watch）大部分的实验过程，对实验提出建议。如果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有时候又很难预计结果，我通常会在实验初步阶段帮助博士生，当然是学生具体负责实验操作。通常情况是，博士生做他们的实验，如果他们有不明白的地方会将资料拿给我，告诉我已经做的工作，然后我们会一起思考并设计另外一个实验以测试他们没搞清楚的问题。有时候我有实验设计，也会问博士生是否愿意做这个实验，因为博士生常常拼命寻找可行的实验。”
其言外之意是，博士生从事具体的实验操作，导师主要从宏观上进行指导与把关。尽管化学学科的导师一再宣称师生是平等的工作关系。但是，“看”与“被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权力关系，它是空间的差异和不对称所包含的力量关系。福柯（Foucauh）的一段话精辟地阐述了空间中的权力和关系。“纪律权力通过其不可见性被实施；同时它强加给那些从属于它的人一种强迫的可见性原则。在训练的过程中，从属者们必须被看见。他们的可见性确保了施加于他们的权力对他们的控制。正是始终被看见和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看见这一事实，确保了被训练的个体处于从属的地位。”-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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