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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4-12-25 | News by: 史料搬运工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人头税道歉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郑兴裔的办法可能未被朝廷采纳，也可能是采纳了但没有效果，然后被放弃。稍晚一些时候，孝宗淳熙年间去福建南剑州做地方官的陈安节，发现当地仍是“民俗类不举子”。陈安节的挽救办法，不是发动民众举报，而是“劝其举者，官赋之粟者三年” ——对生养孩子者实施奖赏，由官府连续三年给生养孩子的家庭提供粮食。据陈安节的墓志铭讲，有了三年粮食补助，南剑州百姓不肯生养孩子的风气发生了转变。三年粮食补助不是小数目，墓志铭对陈安节治绩的叙述，也许不算夸张。
大略同期的严州（也在今浙江境内），现象也很典型。据吕祖谦说，严州多盗贼，原因不是民风彪悍，也不是地理位置偏僻，而是“丁钱偏重于它邦，原其情状，实可怜悯”，当地百姓被人头税压得喘不过气来，只好上山去做盗匪。严州地方官府实地探访后，留下了这样一段记录：
深山穷谷至有年三十余，颜状老苍不敢裹头。县吏恐丁数亏折，时复搜括相验，纠令输纳，谓之“貎丁”。民间旣无避免之路，生子往往不举，规脱丁口。一岁之间，婴孺夭阏不知其几。小民虽愚，岂无父子之爱？徒以厄于重赋，忍灭天性，亲相贼杀，伤动和气，悖逆人理，莫斯为甚。
大意是：严州的偏僻山谷之中，藏着很多年过三十、容貌老成却不裹头、不行成人礼的男丁——因为行了成人礼就要纳入簿册，就是缴人头税。地方官吏为了将他们抓出来，常下乡挨家挨户搜查，这种搜查有个专用名词“貌丁”，就是当面检验百姓的面容相貌来判断其是否已经成年、是否应纳人头税。老百姓被“貌丁”逼得无路可走，只好生了孩子不养活，以求减少家庭人丁。一年之间不知有多少孩子因此夭折。底层百姓虽然愚昧，也有父子之爱。他们如此泯灭人性，全是被沉重的税赋所逼。
严州的情况太惨，所以朝野舆论的批评声音也大。南宋政府不得已，只好实施减税政策。据做过谏官的詹元宗讲：严州百姓以耕田养蚕种茶割漆为主业，全家人终年劳作“仅得以无饥”，加上朝廷的种种摊派与苛捐杂税，便活得极为艰难。朝廷实施了减税政策后——该州共计175740人，每年减免14292匹绢，相当于“昔之取者以其十，今之取者以其四” ，也就是将税负从十成降低为四成——严州百姓终于不再杀子：
严之习俗，苦于丁税之苛，有贫不举子之患。至是不复有闻。
可惜的是，严州减税只是特例，并未普及至其他地区。其他地区的官员，仍要继续面对辖下百姓不肯养活新生子女的难题。如在安庆府做地方官的余嵘，面对“乡俗不举子”，能做的只是设立三所救助机构，“各给钱米药饵” ，拨一点钱粮药物，能挽救一个孩子是一个。在福建为官的赵善俊，则大棒加胡萝卜，一面“痛惩不举子者”，一面“凡产育给金谷” 。这些措施效果很有限，且往往人走茶凉、人去政息。终南宋一朝，朝廷拒不减税，故始终没能解决“民不举子”这个问题。
人头税的重压，必然会在生育率上有所反映。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中提到：
从绍兴二十九年到嘉定十六年（1159-1223年）这64年间，（南宋的）户数只增长了114.23%，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23‰，是相当低的。在此期间，南宋境内大多数情况下是比较稳定的，人口的自然增长似不应如此之低。
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提到的杀子现象中，有多起恰好发生在“绍兴二十九年到嘉定十六年（1159-1223年）”前后。换言之，若将南宋政权治下存在极重人头税这个事实，与南宋“愚民”宁愿杀子以避人头税这种社会风气联系起来，这六十余年间那相当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便可以得到很合理的解释。简言之，这种低增长率是南宋政权“取民无艺”暴政的必然结果；也是秦汉三国两晋那些人头税负担沉重的时代里，频繁发生过的事情。不必惊讶，没有意外。-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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