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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1-02 | 來源: 星報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優步 | 字體: 小 中 大
但我感到自己根本不在掌控之中。
隨著我在應用程序上花的時間越來越多，另壹個變化也出現了。應用程序不再只是簡單地讓我“接受”訂單，而是開始提示我申請與訂單“匹配”，也就是說，應用程序會首先判斷我是否是這個訂單的最佳人選，然後才會直接把工作交給我。
大多數時候，我會被其他司機搶先匹配到。選擇的權力並不在我手中。
Uber表示，“有多個因素決定匹配的方式，包括與商戶的距離和預計的配送時間。”
壹位司機建議我壹旦收到“匹配”請求，就立刻趕到餐廳，以便在應用做出決策時能離地點最近。
通常，在幾個匹配請求都給了其他司機之後，終於接到壹個我可以接受的訂單時，我會感覺像是贏得了壹場小勝利，這讓我保持著渴望和參與感。
哪些人在多倫多當外賣員?
多倫多的步道和擁擠的街道，仿佛從未像現在這樣被外賣員擠滿。受疫情期間外賣程序使用量激增的推動，外賣員的隊伍迅速膨脹，越來越多的新移民和不穩定工人加入其中，而他們幾乎沒有其他就業選擇。
僅2023年，統計局數據顯示，像Uber Eats這樣的外賣程序的勞動力增長了驚人的46%。
很多外賣員是年輕的國際留學生，他們在上學期間掙扎著賺取收入。其他人是難民或無證工人，生活不穩定。
我與幾拾位外賣員交談過，幾乎沒有人擁有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大多數人害怕公開談論自己在Uber Eats或其他外賣平台上的經歷，擔心這樣會危及他們的生計。
其中壹位外賣員是壹位28歲的印度人，他已經做外賣工作超過壹年，試圖支付自己的MBA學費。由於找不到穩定的工作，他在多個外賣平台上工作，但他說，在接到訂單之間，六小時沒有訂單並不罕見。
有時候，他在壹天八小時的工作中，賺的錢不到10加元。
“我願意做辛苦的工作，但我根本賺不到錢，”這位司機說道。
和我交談的大多數外賣員壹樣，他要們求不透露名字，擔心會遭到外賣平台的報復，或是影響他未來找到更好機會的可能性。
我與壹位來自厄立特裡亞的外賣員交談過，他在加拿大無法合法工作，盡管工資微薄，但他說他別無選擇，只能依賴外賣平台的收入。
我與壹位19歲的印度籍大學生外賣員交談過，他來到加拿大尋求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標准。但他說，他勉強維持生計，艱難支付尼亞加拉學院的學費。如今，他覺得能在周末工作中賺50加元已經算是幸運。
他說，他找工作找了六個月。“找不到工作後，我開始全職做Uber(外賣)了。”
Uber Eats的送餐收入構成幾經變化
Brice Sopher在多倫多做了近拾年的自行車外賣員。
“剛開始Uber支付的工資非常高，以至於你根本不在乎小費，真的是那麼好。”Sopher說道，他還是Gig Workers United的副總裁。
疫情爆發後，由於客戶被限制在家中，餐廳關閉，在線食品配送平台的使用激增。
2020年6月，Uber取消了基於取餐、送餐、距離和時間的明確支付結構。
它被算法定價取而代之。司機不再能夠看到自己的基本工資是如何計算的。例如，我無法知道為什麼壹筆2.5公裡的配送在小費之前只賺了4.06加元，而壹筆幾乎相同的2.3公裡配送卻支付了6.08加元。
Uber堅持認為，這些變化讓工資變得更加透明。在接受配送任務之前，司機可以看到費用信息，包括估計的小費、行程距離、預計完成時間以及取餐和送餐的地點。
“外賣員可以自主決定是否接受或拒絕訂單，”Uber發言人表示。-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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