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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1-29 | 来源: 自由亚洲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蛇年第一天，人权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发布的2024年中国罢工地图数据分析报告显示，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劳工抗争的数量在内陆呈现增多，并且制造业的抗争数量明显增加 https://t.co/ugWetn39UW—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January 29, 2025
蛇年第一天，人权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发布的2024年中国罢工地图数据分析报告显示，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劳工抗争的数量在内陆呈现增多，并且制造业的抗争数量明显增加。
蛇年新春，中国社媒上一片祥和，没有惊悚的突发事件，也没有集体热议的群体事件。谈论劳工问题的似乎也不太多，但这仍然难以掩饰在这欢乐的氛围背后，劳工问题依然是困扰中国社会的严重问题。
去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给中国一重产业工人代表的回信》中曾督促中国产业工人继续为建设制造强国而奋斗；随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强调要进一步提高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但刚刚发布的《中国劳工通讯罢工地图数据分析》报告却提醒人们，中国劳工问题不容忽视。
罢工到底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
报告显示，“中国劳工通讯”在2024年统计到的中国劳工罢工事件为1509件，相比2023年统计的1794件下降了近20%，但相对于此前的2019年至2022年仍处于高位。
主持撰写这份报告的“中国劳工通讯”负责人韩东方告诉记者，这里统计的1509件还不能完整反映现实中中国劳工罢工事件的严重性。他们统计的方式主要是从网络社媒获得罢工事件的线索，“有工人在网上发出来视频，包括他们的行动和求助信息，这些每一件上网前都是核实过的。”
他指出，肯定还有一些罢工事件他们是无法统计到的，“并不是所有工人组织了集体行动，都会发在网上，”而且他表明，“中国劳工通讯”的人手有限，也很难进行全面的统计；而官方的数据也难以获得。
对于“中国劳工通讯”的这个统计数据，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劳工组织“中国劳工观察”负责人李强认为，中国劳工抗争事件的数量应该是比往年更多，他分析说，“根据目前中国企业的破产情况，以及工人反映的情况，包括工资，找工难度等等，从这些情况分析，可以间接地看出来，中国的用工环境要比去年是更糟糕的。”
李强分析说，之所以数据无法反映这种趋势，这可能跟中国政府对网络施行管控有关，“他（中国网络）现在这种算法就会导致你（劳工维权信息）出来之后很快就消失了，就不再出现了，再也找不到了。他们（中国劳工通讯）用的这种方法只能在很短、很快的时间记录到一些个案，但并不能全面记录到劳工抗议有多少。”
内地抗争增多
报告也显示，劳工抗争事件主要发生在沿海省份，劳工维权事件最多的三个省份都在东部沿海，分别是广东（346起），山东（106起）和浙江（101起）。但报告指出，内陆省份也出现了许多劳工抗争事件，例如河南（80起）、河北（69起）和陕西（59起）等。
对于这种地域分布的特点，韩东方分析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所以那边的工厂是很多的，”但是，随着中国产业的发展，不少工厂从沿海向内陆迁徙，内陆工厂的数量也逐步增加，推高了劳工事件发生的几率。
韩东方指出，这些厂家在搬迁过程中，也容易发生劳工侵权事件，“那些移出的地方，工人待遇不能保障，老板逃避补偿，所以造成这种抗争事件。”他解释说，搬迁过程中，有一种劳资双方、甚至政府都很清楚的“游戏”，“工厂现在往往是一种常态策略，就是我让你在这里阴干，让你熬不住，主动提出辞职，那就不是我的事了，你要辞职，我没有解雇你，那就没有补偿了。”
他解释说，具体的做法就是，厂房搬迁完毕后，原在当地的厂房已经没有订单，“你愿意来上班就继续上，按法律规定的，每天八小时，每周五天，给你当地的最低工资，不犯法，但你熬不过，最低工资怎么养家啊？”很多老板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逃避补偿。
长期从事中国劳工权益工作的华海峰注意到，这股从沿海向内陆搬迁工厂的趋势早在2016年前后就已出现，“最近六到八年时间，有大量的沿海企业转移到内地，”他认为，这可能是内地出现大量劳工抗争事件的重要原因。
据澎湃新闻网报道，自2018年初以来，随着工厂生产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向外扩展，中国中西部15个省份的出口累计增加94%。而这一迁移的主要原因是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内地提供了优惠政策等。
华海峰在实际调研中还发现，与这种趋势相应，沿海和内陆地区劳工抗争的诉求还是有些区别，沿海地区的劳工抗争更看重工资收入的高低，内陆地区的劳工在看重收入的同时，还强调其他要求，“他们会比沿海地区抗争的劳工更多或更早地提到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之类的隐性福利待遇问题，因为他们在自己家乡工作，这很多福利是他们能享受的。”
首先牺牲的是工人
这份报告也区分了不同行业的劳工抗争事件，其中提到建筑业的抗争活动依然最多（733起，占48.6%），但制造业（452起，占30%）的案件数量却比2023年有所上升，其次是服务业、运输和物流业等等。
华海峰之前一直在制造业领域从事劳工维权行动，他认为制造业领域的劳工维权事件数量上升不难理解，因为“在经济环境变差的时候，侵权事件发生的概率就会变高很多，相应地，工人抗争的数量就会大幅上升。”
他指出，在当前困难的经济条件下，制造业企业为了生存，首先牺牲的都是工人，“企业要追求利润的，在原材料成本、仓储物流成本没办法压缩的时候，他唯一能压缩的就是工人人工成本。”
韩东方则指出，企业工人面对的不仅有工资收入的问题，还有福利待遇以及工时过长和安全等问题。他强调，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工人没有自己的代表；工会名义上是工人的代表，但当劳工权益被损害的时候，工会往往帮不了工人，“绝大部分企业工会都是被老板控制的，所以等于说企业老板左手是企业，右手是工会，工人就被撒在外边，一盘散沙，没人理，” 而这些矛盾延伸出去，就会造成非常规的维权、抗争事件。
《中国劳工通讯罢工地图数据分析》报告的结论部分提到，2024年，经济环境、地缘政治以及产业竞争等问题，加剧了工人权利被忽视。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和企业都有责任保护工人权利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也必须对其供应链中的劳工权利侵犯行为负责。-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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