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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5-02-03 | News by: 风声OPINION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于是，她们相遇在“她的房间”。此时，政治不再体现为“人人为（wèi）我，我为(wèi)人人”的改造，而演变为“人人为（wéi）我，我为（wéi）人人”的共情。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这个问题不再取决于政治规划，也不再取决于社会规训，而成为每个人自己的课题。
早在二十多年前，刘小样就预先表达出当下许多个体心中的抗争意识。“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麻木和痛苦，似乎都是强制性的。但麻木者为了顺服外在而牺牲个体性，痛苦者则驱动己身直面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可以说，在我们许多人之前，刘小样已经孤身投入到自我与世界的永恒战斗中。
只是当她年轻的时候，在她生活的乡村平原，现代社会尚且只能送渡零散斑驳的“个人”精神下乡，传统社会依然规训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她想走出传统对人的重重规定，她想成为精神自由且知识丰富的现代人。当她终于出走到远方，当她发现工厂打工者的远方生活并没有诗和花，于是她对远方也失望了。
对远方祛魅之后，刘小样说，诗不一定在远方，也可以在心里，只要人有自由的思想、自主的精神，那么诗和花也可以是庄稼地，可以是她的孩子们，可以是家里的一切。最终，刘小样在“附近”找到了自我。
这种回归的背后，也是一种勇决，正如她此前不断出走到远处和更远处，是由同样一种探索自我的勇气所驱动。刘小样见识过世界，选择回到自己的归处。候鸟回到原点，并不是对漫长迁徙的否定，而是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迁徙。
03 刘小样的自我哲学
《她的房间》里，刘小样摆脱了求而不得的自我焦虑之后，时常表现出一种她本就有的天真烂漫——甚至，她的儿女也常说她长不大。
张越作为见证过对方困惑如今又见证着对方体悟的对话者和倾听者，甚至有一种对应的母性骄傲。安小庆在最新的文章中（《再见刘小样》，《人物》杂志公众号2024年12月21日）提到，当这一次对话完成的时刻，刘小样张开双臂对张越喊道：“张姐，你快抱抱我！”
这样的相遇，必然会触及到人的本真，让彼此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改变看待自我与世界的方式。正因相遇，刘小样才可以在孤独中谅解自己的特立独行，允许在与自己的对话中找到关于自我和世界的知识，在阳光和花草中找到生命与生活的意义。
相遇不羁束于时间与空间，相遇始于相遇之前，相遇发生于相遇没有真正发生的地方。最为可贵的是，在这场三个女人的相遇中，有一种“她”的力量贯穿始终。
《半边天》应“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之际而成立。在向栏目组写信之前，刘小样已经是栏目的忠实观众。那时的刘小样，为人妻为人母，在琐碎的生活和做活之外渴望着知识，没有书可读因此只好读电视，就是“把电视当书看”，“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地听”，“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作为《半边天》观众的刘小样，意外地接收到彼时在城市社会也堪称先锋的女性主义思想，促使刘小样形成了对自我困境的更清醒认知。
因此，在张越到来之前，她或许在心里已经与张越进行过无数次对话；当张越与刘小样真正在院子里相对而坐时，或许只是在向相识许久的朋友倾诉自己而已。第一次相遇，最终成为照亮许许多多孤独个体的《我叫刘小样》。
因此，安小庆在找到刘小样之前，其实也与她相遇已久。后来安小庆的念念不忘和寻觅，这场相遇又继续促成无数场在相遇之外的相遇，于是更多地人认识到刘小样想成为自己的痛苦以及用石头打磨石头的光明磊落。
刘小样身上的可贵之处，除了探索生活可能性的勇气之外，还有一份对于自我和世界的哲学敏感。
在《半边天》中，她敏感地认识到平原上不仅土地太“平”了，生活也太“平”了。她一再说自己爱好穿红色的衣服，是因为农村人本来就是跟土打交道，“如果再穿跟土颜色相近的衣服，那他就特土了”。
在《她的房间》里，她终于找到了“拿石头来打磨我这块石头”作为自己的本命哲学。当刘小样提到自己不认可《月亮与六便士》的主人公时，她其实是在拒绝一种将他者客体化的“唯我论”。与之相对，刘小样的人生观表达之所以让人产生一种亲近感，正是因为她的“自我”哲学展现出一种包容相遇者的超越感。
这种超越感，意外地契合于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关系哲学。布伯区分两种原初词与两种世界：“我–你”（Ich-Du）原初词对应着关系世界，“我–它”（Ich-Es）原初词对应着经验世界。“我–你”意味着一种你中有我、万物有灵、天人感应的世界观，而“我–它”则意味着一种（小）我与无数被支配对象组成的世界观。后者的“我”经验着世界，前者的“我”则与世界相遇。-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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