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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2-16 | 來源: 水瓶紀元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跨性別政策 | 字體: 小 中 大
“在精神病院被電擊了多少次？”靈兒脫口而出：7次。
靈兒今年27歲，是壹名跨性別女性。2022年7月22日，她被母親送到秦皇島九龍山醫院。這是壹家精神專科醫院，她被診斷為“焦慮障礙、自我不和諧的性取向”，花肆萬元住了97天的院。
成長於傳統的北方家庭，母親是老師，父親是廠子職工，是家裡的老贰也是唯壹的兒子，靈兒沒少和父母吵架。父母希望她娶妻生子，做出“男人該有的行為”，扔了她攢錢買的雌激素藥物——這可以緩解靈兒的性別焦慮。為了避免進壹步的爭吵，她答應了去醫院，卻沒想到被醫護綁在病床上電到意識喪失。
在社群伙伴的鼓勵下，出院近兩年後，靈兒起訴了秦皇島九龍山醫院。她在起訴狀中寫到，自己作為完全行為能力人在清醒的狀態下明確表示拒絕醫院非合理或超出常規的醫療措施，但被強行留院治療，權利被侵害，要求賠償八萬余元。
跨性別社工小米透露，在和律師談起訴對象時，靈兒拒絕起訴把她送進醫院的母親。開庭前，靈兒也和母親見了壹面，母親還是不認她這個女兒。“她希望各過各的”，靈兒絕望了，“這官司打了有啥意義？我要的不是賠償，我要的是父母能回心轉意，徹底接納我。”
“有櫃無家”是跨性別群體普遍面臨的困境，但在前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別部門負責人鹿蘋看來，“家長能否接受自己的跨性別小孩，更多是看家長和小孩的關系，或者說是靠他們本真樸素的愛。如果有這種愛在的話，我覺得接受TA是遲早的事情。”
跨性別與精神病
2022年10月，從精神病院出院，靈兒回到家中，發現自己的化妝品、女裝和雌激素藥物都被父母扔了。又是爭吵。電擊治療沒把性別焦慮的幽靈驅除，女性生活回到原點的靈兒換回了男裝，內心卻等待著再壹次出櫃的機會。以男性身份也更好掙錢，她要籌備資金繼續買衣服買藥。
靈兒打工攢錢買下的激素治療藥物。2022年12月，中國國家藥監局發布的《藥品網絡銷售禁止清單（第壹版）》禁止了包括醋酸環丙孕酮（抗雄激素）和雌贰醇（雌激素）等跨性別女性常用藥物的網絡銷售。跨性別女性獲取藥物的渠道進壹步收窄。（圖_受訪者提供）
入院檔案記錄了靈兒被父母帶著肆處求醫的經歷。靈兒大壹開始喜歡穿古裝，受到限制便發脾氣，大贰的時候父母先後帶她去了壹家叁甲醫院和壹家精神專科醫院就診，醫生認為無明顯異常無需治療。
靈兒沒有和父母提過想成為女性的心思壹年比壹年重，直到畢業後的壹年年底回家，父母見到了化妝長發女裝的靈兒，治療她的“精神問題”便成為這個家庭的心結。不到半年的時間裡，父母帶著靈兒去了兩家精神專科醫院，第壹家診斷“焦慮障礙”，開了藥，但靈兒沒吃，第贰家就是秦皇島九龍山醫院，將靈兒以“惡劣心境”收治入院。
秦皇島九龍山醫院，亦為秦皇島市第伍醫院、秦皇島市精神衛生中心。該院是秦皇島市唯壹壹所精神衛生專業機構，承擔該市多項公共衛生職能及精神疾病的預防、診療、康復等工作。（圖_醫院官網）
九龍山醫院對靈兒的診斷是“自我不和諧的性取向”，它是否屬於疾病成為了庭審辯論的壹個焦點。8月13日，秦皇島昌黎縣人民法院壹審線上開庭審理此案。據《紅星新聞》報道，院方認為，靈兒男扮女裝，參加同性活動，不符合日常觀念，存在主客觀不壹致。針對靈兒代理律師郭彬提到的，按照“國際疾病分類第拾壹次修訂本”（簡稱ICD-11），和性取向相關的診斷編碼均被刪除，同性戀、跨性別已不是疾病。院方辯稱，ICD-11在國內並沒有完全執行，醫院依然在執行ICD-10相關規定。
靈兒在九龍山醫院的入院記錄，她被院方診斷為“自我不和諧的性取向”（圖_受訪者提供）
鹿蘋證實了醫院的說法。“目前來看，ICD-11在我國還沒有大規模地實施，雖然在2018年，發布了‘2019年3月1日起全面使用ICD-11中文版疾病編碼和分類’的通告，但之後由於壹些不為人知的原因，沒有大面積執行”。
“但無論是ICD-10還是ICD-11，都不會把壹個跨性別者送到精神病院做無抽搐電擊治療。無抽搐電治療是什麼？它用於治療嚴重的精神疾病，比如精神分裂、雙相情感障礙，不是適用於跨性別或同性戀者的治療方式。”
部分公私立醫院仍在提供所謂的“扭轉治療”，基於“性少數群體是需要治療的精神障礙患者”的錯誤假定，試圖將其性別認同或性取向扭轉為主流社會可接受的順性別異性戀。（圖_網絡）
“從醫院的診斷來看，他們沒有搞清楚什麼是跨性別，什麼是同性戀”，鹿蘋解釋，靈兒是壹個跨性別者，她的自我性別認同和順性別_（指出生性別、生理性別與心理性別壹致相同者）_不壹樣。靈兒的自我性別認同是女性，她喜歡男生，因而她的性取向按照通俗的觀念來理解應該是“異性戀”，不是“同性戀”。醫院的做法讓鹿蘋感到荒謬：“連這些最基本的概念都混淆，醫院何談治療？”
北京同志中心發布的《2021全國跨性別健康調研報告》也顯示，在受訪跨性別者求助的精神心理專業人士中，“比較了解和非常了解跨性別知識”的尚不足20%。
2019年，藝術家武老白和同志警察林壑共同發起《戀人》藝術項目，受電影《叁塊廣告牌》啟發，他們給叁輛卡車貼上反對性傾向扭轉治療的標語，在上海、南京和濟南等多個城市巡回。（圖_網絡）
有櫃無家
回到家，度過了壹個春節，靈兒在2023年的秋天和家裡斷絕了關系。親戚們在紅紅火火的熱鬧氣氛裡串門來往，而就連姐姐，也不知道穿著男裝的靈兒想變成女孩的心思。
靈兒有過壹段男女切換的日子，後來打工攢錢買了雌激素藥物，服用了壹年半。她再也不能忍受身心不統壹的男性生活，穿女裝讓她感到輕松。掙扎著跨性別的時候，靈兒很少回家，但每次也都是男裝，要麼是還沒完全適應女裝，要麼是父母要求她換回男裝。家人對此事也諱莫如深， “覺得這是壹種見不得人的、丟臉的事情”，靈兒說。
靈兒的自拍照（圖_受訪者提供）
鹿蘋是前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別部門負責人，也是陪伴靈兒的志願者，她在工作中接觸了不少跨兒家長，也見證了令人唏噓的親緣關系百態。“很多跨兒在青春期，性征開始發育的時候，就會非常焦慮了，TA們可能會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束縛生殖器、偷偷購買激素等等，來降低性別焦慮。父母發現這些舉動後，因為沒接受過關於跨性別的正向科普，不知道如何正確對待自己的孩子，第壹反應就是去掐滅這種苗頭。這個過程中，跨兒們可能會遭到家暴，接著是離家出走，然後可能會被誘騙，甚至被強奸，這些都是在社群中真實發生過的案例。”
經過鹿蘋科普後，慢慢地，有家長會開始理解孩子，也會淚流滿面，為自己孩子困難重重的人生感到擔憂或不幸。但也有傳統觀念很重的家長，寧願相信孩子是精神分裂，也不願接受TA們沒有任何精神問題，只是跨性別的事實。
因為不了解跨性別，網絡搜索首頁又往往是扭轉機構的廣告宣傳，許多家長成為了這些江湖游醫眼中的待割韭菜。跨性別社工小米接觸過壹個貧困的跨兒家庭，父母都在江浙的工廠裡工作，家裡用來蓋房子的幾萬塊錢都扔到了網癮學校裡，家底掏空也沒將孩子“扭轉”成功。有的家長絕望之下轉向求神拜佛。小米參與的“有櫃無家”線上展覽裡有壹張佛像的照片，這是壹個幸存者提供的。TA的父母覺得孩子是中邪了才想擺脫受之父母的身體，就帶TA進了壹座廟，要其跪在佛祖面前，跟佛祖懺悔。
“有櫃無家”線上展覽中，壹個幸存者與佛像的故事（圖_展覽網站）
有的時候，父母接受孩子的性別認同是出於 “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樸素想法。壹個領低保、殘障的單親媽媽對鹿蘋說：“我的小孩是跨性別，如果我不讓TA做自己想做的事情，TA會抑郁，會自殺。壹個活著的小孩和壹個死掉的小孩，我會更願意要壹個活著的小孩。我要支持TA的想法，我的小孩才能活下去。”
“很多家長可能這輩子都沒辦法理解跨性別，因為他們自己不是，但是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的小孩，他們愛孩子，所以能接受。很多家長到不了積極支持的階段，但至少他們不會過分幹預小孩，不會動用身份地位資源圍堵和矯治。小孩在外面受了苦難，遇到了危險，他們會去幫助，這樣就挺好的。”鹿蘋說。
靈兒談到，自從和家裡斷絕關系，父母壹個電話也沒給她打過。她身體不好，多次因為胸痛暈倒要去醫院看病，父母卻沒有過問過。在外，有壹位同為跨性別女性的“閨蜜姐姐”時不時關照她的生活，但“閨蜜姐姐”的母親不歡迎靈兒。“阿姨覺得我在破壞她們的家庭關系，這和我有什麼關系？我不去，你兒子就不做女人了？”雖然這位母親不喜歡她，可她還是羨慕“閨蜜姐姐”能有壹個母親常來看望。
流浪：在公共空間與職場
靈兒離開家鄉後，到過濟南、成都等地打工，現在又到了天津。她沒有住處，日常在外打地鋪。在地上墊個藍色的瑜伽墊，蓋上格紋小被子，睡在地鐵口或是廣場。幸好天津的夏天也不那麼難熬。
靈兒在天津露宿街頭的家當（圖_受訪者提供）
叁拾多度的熱天裡，洗澡成了頭等難題。靈兒平常會去“閨蜜姐姐”家洗澡，但她的母親讓靈兒實在難以招架，不太方便的時候她也會去公共澡堂。
有壹回，靈兒穿著紅色吊帶裙，腳踩壹雙白色平底涼鞋，去了壹個公共澡堂。能體驗搓澡服務，網上團購價才叁肆拾元，這對手頭拮據的靈兒來說很合適。搓澡的阿姨對她的打扮很好奇，試探著問：“姐姐，你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靈兒心裡壹陣難受：“天津人管任何女的都叫姐姐，你都稱呼我‘姐姐’了，你還要問我是男的還是女的？！”
浴室也分男浴和女浴，她被推去了男浴。靈兒覺得自己全身上下沒有壹點符合男性的穿著打扮，要當著壹幫男人的面脫內衣內褲，她不能接受。穿好衣服，靈兒退錢走人。
鹿蘋同為跨性別女性，她在換衣間、公共廁所這樣的集體私密空間裡也找不到容身的位置。鹿蘋留了長發，戴了耳環，壹副女性化的裝扮，她擔心去男衛生間可能會讓那些男士不適，而去女衛生間又容易招致壹些女性的抨擊。她的害怕也來自於如果被人發現，可能會被當成變態流氓，面臨違法犯罪的風險。所以現在外出，她就會盡量不喝水，想上廁所的時候就憋尿，這也導致她的膀胱問題越來越嚴重。
鹿蘋以前還喜歡游泳，成為跨性別女性後，她再也沒有去公共泳池游過泳。由於使用激素，她的乳房已經發育了，這讓她沒法在男更衣室換衣服，女更衣室更不是壹個好的選擇。她注意到，在贰元之外，中國還是有很多第叁衛生間的，但可能會標注為殘障衛生間，而不強調無性別的屬性。即便去了明確標注“Unisex”（無性別）的衛生間，鹿蘋也會被保潔攔住，要求按其指派性別（指壹個人在出生時被分配或指定的性別）去男衛。
公共空間對她們的驅趕也蔓延到求職上。靈兒大專時學的是音樂表演，畢業後面試了不少直播娛樂公司，想找個網絡主播的活。按她的說法，有壹家公司的人直接罵她是怪胎，讓她滾，然後就把她的微信拉黑了。直播公司也是按照男女來安排包裝風格的，很難找到有專門培養跨性別者的。
第壹年做主播的時候，直播公司讓靈兒走男性風格路線。靈兒說，自己身材嬌小，穿了高跟鞋差不多壹米六，扮男性效果不好，後來改了女性路線。目前就職的公司則讓她走反串路線，營造壹個私底下女裝的“異裝癖”人設。靈兒也在抖音上開個人直播。觀眾魚龍混雜，她收到“改裝車”等冒犯性話語是家常便飯，其他主播也不願意和她們這些“不正常的人”連線PK。
在濟南、成都輾轉打工時，靈兒發現餐飲服務行業還有些空間能讓她進入。往往是她和老板聊得來，老板看她幹活麻利又有眼力見，也就默許著招進來了，但這時手下員工又有意見了。壹方面是不好安排工作，通常男的就給安排到後廚做廚師，女的就給安排做傳菜員，靈兒“非男非女”，兩邊都不好安排；另壹方面是住宿，歲數大的女員工不認可跨性別，年輕壹些的女員工仍把她看作男性，害怕被侵犯。
現在她盼望著有壹天能在天津找輛電動車跑外賣。外賣員不限制性別，如果有顧客在意她不協調的外貌和聲音，帶上口罩就解決了。相比睡路邊，壹天吃飯只花拾幾元，困難時翻垃圾桶找吃食的日子，跑外賣壹天賺150元夠她花銷了。
靈兒分享自己的日常伙食，壹份白粥配榨菜（圖_受訪者提供）
鹿蘋也觀察到，面對企業就業歧視，很多跨性別者會更傾向去做自雇傭的零工散活，隨之而來的是收入的不穩定，進入傳統企業甚至事業單位的少之又少。“比如社群裡的壹個男跨女伙伴，她在事業單位工作，已經做完手術了，但她依然按照傳統男性的裝扮去上班。她沒有在公司裡出櫃，所以其實是過著壹種雙重生活。”
不出櫃，是出於現實考量，畢竟耀眼的學歷在跨性別後也會成為廢紙壹張。小米接觸過壹位復旦大學醫學院畢業的跨兒白雨霏，她曾在跨國藥企工作，辭職後刷爆信用卡做了性別置換手術，身份證性別也改了，但接下來的壹年裡都因為學歷性別與身份證性別不符找不到工作。
雨霏告訴小米，她連街邊壹杯伍塊錢的奶茶都喝不起，被迫去了夜店面試壹份保潔工作，去了才發現是要她陪酒，壹番驚心動魄之後才逃離。因揣著假學歷很難去大公司，廣州性別教育中心的律師和小米等社工們協助她和教育部門交涉，正式修改了學歷上的性別，後來她又回到了壹家跨國醫藥公司上班。
2012年《青年報》對白雨霏求職困難的報道。2018年，在多方協助之下，她將申請寄到教育部高教司，終於收到回電，成功修改學歷信息，成為跨性別社群中第壹個成功修改學歷的案例。（圖_網絡）
2014年教育部便有出台規定，“學歷注冊並提供網上查詢之後，學校不得變更證書內容及注冊信息；學位授予信息經報送審核後，原則上也不允許更改”。簡而言之，畢業後不允許更改學歷信息。很多跨性別者要工作壹段時間才能攢夠錢去做性別重置手術，手術完成是改身份證性別和學歷性別的基本條件，但此時顯然已經過了改學歷的最佳時間。鹿蘋說，也因為教育部近年來大力打擊假學歷，改學歷政策收緊，以往通過請求高校給教育部高教司寫信改學歷的方式也受到影響，改學歷越來越難。
“生為女人，就要壹輩子當女人，生為男人，就要壹輩子當男人，那這活著有什麼意義？永遠要為了所謂的生理性別而活。”靈兒的憤怒飄散在空中，又被無形的牆打回來。
拒絕“被精神病”：支持與自主
在答辯狀中，九龍山醫院依據《精神衛生法》第贰拾八條和叁拾六條，以靈兒自知力不完整、“本人沒有能力辦理住院手續”為由，稱家屬代簽知情同意書、收治靈兒入院符合法律法規和診療規范。
據《紅星新聞》報道，靈兒的另壹位代理律師郭睿庭上提出，靈兒無暴力傾向、無自殺行為、無危害社會的可能性，且具備完全民事責任能力，已經明確表示不需要住院治療，不符合強制收治的標准，但醫院仍舊予以了收治，存在過錯。
在深圳衡平機構創始人黃雪濤律師看來，這是壹個好打的官司，醫院收治的法律瑕疵相當明顯。
黃雪濤從2006年開始關注精神障礙群體強制收治議題。當時，她的委托人深圳女孩鄒宜均，因為與家人意見不合、有利益沖突，被兩次送入精神病院，強制治療了3個多月。她仔細研究了各地的《精神衛生條例》，發現強行收治沒有法定程序，醫院剝奪患者人身自由如入無人之地。這促使她在2010年創立了衡平機構，並擔任精神衛生項目負責人，推動立法。
2006年，為壹家寺廟做法律顧問的黃雪濤偶然介入轟動全國的“鄒宜均被家人強送精神病院”案，事件引發社會強烈輿論，院方迫於壓力停止收治當事人。（圖_網絡）
靈兒代理律師郭睿依據的法條背後，就得益於衡平機構推動的改變。在《精神衛生法》經過全國人大討論的審議期，衡平機構提交了伍次立法建議，成功用“非自願住院的危險性原則”取代了原來的“自知力標准”。現在的法律是，患者也有拒絕住院的權利。至於對自身、對他人的危險性可以再論述，而不是由醫學術語粗暴定義。
《精神衛生法》第贰拾八條規定，“疑似精神障礙患者的近親屬可以將其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院方以此辯稱，因為靈兒母親簽署了非自願住院醫療告知書、非自願住院治療住院知情同意書、非自願住院治療住院病情評估書等壹系列文件，所以醫院的收治有法律依據。但黃雪濤認為，家屬的確有權強制診斷，但非自願住院和非自願治療沒有法律依據，法律上沒有說無能力就可以由家屬代簽知情同意書。
“壹個27歲的人，你憑什麼說她是無能力的人呢？有病就沒有能力嗎？”黃雪濤說，“能力”——民事行為能力——這個詞是壹個法律概念，九龍山醫院錯誤地理解成了“醫學標准”。
院方辯稱的靈兒“自知力不完整”也沒有法律依據。“在精神科醫生的話語體系裡面，沒有自知力等於沒有能力，沒有自知力就等於沒有知情同意能力，拾幾年前就是這樣，但這其實是偷換概念，用醫學術語替代了法律術語。‘自知力標准’早從法律文本中廢除了，但是在現實當中，這種遺傳可能還存在。”
醫院架空當事人自主權、醫療決策由監護人接管被黃雪濤稱為“替代性決策”。她認為，當事人的法律能力不能被否認，能力欠缺的人也有自主決策權，但外界要提供支持。“甚至植物人，我們也可以用支持性自主決策的方式去對待。當壹個人完全沒有了表達能力的時候，我們還是要努力尋找TA本人的意願到底是什麼，回憶TA有沒有留下只言片語，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而不是說‘我都是為了你好’而替你做決定。如果找到壹些痕跡和證據證明我們的這個決策跟TA本人的決策有沖突的話，那我們還是應該放棄我們以為‘好’的東西。”
黃雪濤也是壹個母親。她可以想象，跨性別的家庭成員，自己也肯定面臨著很多需要解決的障礙。作為父母，不能成為中間最大的障礙，加重孩子的痛苦，父母應該提供的是支持，幫助孩子面對外界的挑戰和困難。
代理律師透露，開庭後兩天，醫院馬上就透過法院詢問靈兒壹方是否接受調解，目前雙方仍處於僵持階段，未達成壹致。律師也更傾向於調解，這樣可以更快拿到錢，而對靈兒來說，她失去的天倫之樂卻沒有人可以賠給她了。-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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