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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2-24 | 來源: 《半生為人》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天安門 | 字體: 小 中 大
懷念我的同學“小平頭”劉迪
“小平頭”劉迪，大相隱於世
徐 曉
第壹次見到劉迪是1978年年底，在位於虎坊橋的東方飯店，那是北京市委招待所，是《偉大的“肆伍”運動》壹書寫作組的所在地，劉迪是寫作組的成員之壹。向我介紹他的人說，他就是“肆伍”天安門廣場上的“小平頭”。
劉迪（1950~2011）
這場事件我本人沒有身臨其境的感受，事件發生時我正因壹樁子虛烏有的“反革命集團案”被關押在城南的半步橋看守所。“肆伍事件”發生時，看守所裡壹片騷動，白天黑夜都有人進進出出，開門鎖門的聲音不斷。為了防止犯人趴窗向外看，監獄當局很快就把窗戶塗上了墨汁，僅有的壹小片藍天從此成了黑色。直到幾天後恢復了每晚的《新聞聯播》，才知道外面已經是天翻地覆，半步橋看守所從此而聞名於世，因而也失去了神秘感。劉迪雖然與我既非同案也不相識，但因為我們曾經是半步橋的鄰居而倍感親切。
劉迪生於1950年，求學經歷極為簡單，先是北京實驗小學，後是北京第贰中學。在應試教育的今天，這兩所學校仍是家長們的首選。1968年，劉迪赴山西定襄縣插隊。八年的知青生活，不僅讓他體驗了底層百姓生活的疾苦，也開始從書本中接受了啟蒙思想。
1976年2月，劉迪回京辦理了病退回城的手續，本打算辦完後回定襄取行李而後徹底告別農村的，卻因為延遲了在京時間而趕上了4月的“天安門事件”。
人們悼念壹位死者大多是因為熱愛，因為惋惜，比如喬布斯。而中國人悼念死者，常常是借題發揮，背後有著更復雜更深層的原因。
1976年清明，是北京人民最富於詩意的壹個春天，紀念碑周圍花圈如海，連松牆上都扎著白花，到處貼滿了手抄的詩歌，最著名的壹首是：“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鬼”即指肆人幫，“雄傑”即指當時的總理周恩來。
當年天安門東南角有壹座叁層灰磚小樓，後因為建設毛主席紀念堂而被拆除，紀念堂的位置原本是壹片小松林，穿過這片松林正好到達小樓。小樓是警衛部隊的營房，被臨時用做“首都人民悼念總理委員會”的指揮部。肆月伍日清晨，群眾看到紀念碑前的花圈不知去向，紀念碑肆周被軍人和工人民兵圍起來，還設了警戒線。於是，被激怒的群眾更踴躍地走進廣場，集中在紀念碑前，聚集在小樓前面。人們質問：為什麼不准悼念周總理？是誰的指示？此外，群眾要求歸還那些被轉移的花圈。還有人在宣讀《告士兵書》：“你們的衣服是人民做的，你們的糧食是農民生產的，你們的槍是工人制造的，你們應該和人民站在壹起。”
這時，有壹個青年拿著半導體話筒重復地大聲喊：“大家不要擠，我們不是來鬧事的，是要花圈、要戰友來的。第壹，不許打人；第贰，不許破壞公物。”這個喊話的人正是劉迪。在這場運動被鎮壓之後的許多天，人們都會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最著名的播音員用圓潤渾厚的嗓音向全國人民播報：“壹個留著小平頭的家伙……”自此，這個命名成為了劉迪的代號。
據後來在廣場上的目擊者回憶，當時，廣場上共有兩人拿著半導體話筒，壹位是宣讀告士兵書的青年工人侯玉良，後來他與另外肆人作為群眾談判代表進了小樓。另外壹個拿話筒的是戴黑邊眼鏡穿藍色衣服的青年，他在廣場上發揮了重要的指揮作用。本來，劉迪並非現場的組織者，也不是有備而來。他看到警察正向壹個拿話筒的青年靠近，於是壹把奪過話筒讓他快跑。由於劉迪的掩護，這個人沒有被捕，在整個事件平反之後他也壹直沒有出現。
這裡，體現了劉迪的兩個特質。
首先，他是為了幫助那個無名青年而不是為了做群眾運動的領袖才沖上去做了現場指揮。以後幾拾年的交往都說明，劉迪是個絲毫沒有野心的人，不到萬不得已，他從來不出頭露面，但卻經常在危險時刻代人“受過”。
第贰，面對如此偶然發生的群眾運動，在毫無准備的情況下，能在現場發出這麼理性的聲音，說明劉迪有著極高的公民素質和超前的思想修養。如果知道紅衛兵在“文革”中都做了什麼，如果知道在“文革”的政治生態中，中國的百姓是怎樣盲從地被利用，就知道劉迪在現場的表現是多麼難能可貴。
在“肆伍事件”發生叁拾年後，劉迪在接受采訪時說：“當時許多人都把自行車牌摘掉，這種行為本身表明了他們意識到這種抗議是要失敗的，如果認為要勝利那還摘車牌幹什麼？”當時，北京警方因為沒抓到這個留著小平頭的符號式人物，轉而控制了劉迪的父親，試圖讓他交代出兒子的行蹤。據劉迪的姐姐回憶，父親當時對警方說：“有劉迪這樣壹個兒子我很驕傲。”而全不知情的劉迪，離開廣場之後，便去了外地雲游。
按照劉迪的為人，如果知道父親因他而受到威脅，他壹定會主動自首的。在中國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時候需要你在親情與正義面前做出選擇，所以我們常常聽到或看到關於出賣的故事，常常會譴責那些道德低下的出賣者。殊不知，這種非常態的考驗對於人性其實是極其殘忍的。
公安局公布了通緝令，各地都非常警覺。劉迪在泰安趕火車時，因為沒有手表幾乎誤了火車班次，行色匆匆中被執勤者攔下詢問。雖然通緝令上劉迪的名字是假的，但通緝令上的照片卻暴露了他的身份。於是，在事發叁個多月後，劉迪落網，被關在了半步橋監獄。
劉迪出獄後，父親得知他是因為沒有手表而暴露了身份，專門為兒子買了壹塊手表。這是同樣懷有赤子之心的壹對父子，又何曾不是正義之士的惺惺相惜呢？
1976年是中國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年份。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唐山地震；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月6日“肆人幫”被抓。
10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壹個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壹文，講的是魯迅在《叁月的租界》裡痛斥的壹個化名狄克的人，說他披著馬列主義的外衣幹著反革命的勾當。牢房裡的人雖然不是每個都知道狄克就是“肆人幫”之中的張春橋，但也聞出了氣味，頓時有人高聲朗讀蕭軍《八月的鄉村》和魯迅《叁月的租界》。第贰天，中央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了“肆人幫”被抓的消息。
從11月初開始，在“肆伍事件”中被捕的人陸續出獄。我的案件雖然與此案無關，但也被算作“反肆人幫”的冤案於12月底被釋放出獄。且不說這壹事件對於徹底結束“文革”、對於中國現代化歷史意味著什麼，僅就對我個人來說，它起碼改變了我的遭遇。否則，不知我還會被不明不白地關押多久。
從後來官方披露的材料上得知，當時被抓的共388人。這些人被放出來後並沒有馬上得到公正的結論。從1976年年底到1977年年初，社會上要求平反“肆伍事件”的呼聲不斷。北京大學等地貼出了許多大小字報，“天安門事件不平反，八億人民心不安”的大標語和“人民萬歲”的傳單出現在王府井等繁華的街道上。人們將酒瓶掛在樹枝上表示對鄧小平的支持。當時，因為呼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而發生的案件共86起，抓捕16人。其中包括孫維世的侄女、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孫泱的女兒和原國民黨將軍程潛的女兒。
在廣大群眾生生不息的反抗聲中，1977年7月，拾屆叁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的工作。1978年8月9日，共青團北京市委在北京工人俱樂部召開“首都青年與‘肆人幫’斗爭英雄事跡”報告會。9月至11月，各報陸續刊登了《天安門詩抄》以及相關英雄事跡。而這壹切，都是在中央還未宣布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前新聞媒體的自發行為。
1978年12月24日，中共拾屆叁中全會上，胡耀邦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出任中央宣傳部部長。該次會議的公報宣布：“壹九柒六年肆月伍日的‘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全國億萬人民沉痛悼念周恩來同志、憤怒聲討‘肆人幫’的革命群眾運動，為我們黨粉碎‘肆人幫’奠定了群眾基礎。全會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至此，參與“天安門事件”的和呼吁平反“天安門事件”的所有涉案人員都得到了平反。
此前，北京出版社受命，以“童懷周”（北京外國語學院部分教師的筆名）為主，組成拾壹人寫作組，編寫《偉大的肆伍運動》壹書，意在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回來。劉迪成為該寫作組成員，經常在寫作組駐地出現，我也得以在那裡與他相識。該書於1979年4月完稿，10月出版。
我試圖描述這壹事件的全貌，是希望從這壹歷史過程中看到劉迪和他的朋友們都做了什麼。那是壹場有百萬人參與的大規模群眾運動，這場運動把中國帶入了現代化的進程。但和任何壹場重大政治事件壹樣，承擔後果的往往是極少數人。在歷史的機遇面前，他們以非凡的勇氣和優秀的素質創造著歷史。我們常常稱這種人為英雄。而劉迪對此有自己的解釋：“我也只是做了我應該做的分內的事，這是我的本分。”什麼叫做本分？他接著說：“好好學習是學生的本分，種田是農民的本分，做工是工人的本分，而面對法西斯這樣的‘文化大革命’，奮起造反是每壹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的本分。”
劉迪出生在壹個本分的家庭，他的父親劉雋湘生前是生物制品專家、衛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血液制劑室主任。他在專業領域裡的貢獻數不勝數，其中壹項與公眾離得最近的，即他的工作推動了我國的單采血漿術。這項技術是指將獻漿者的血液抽出後，分離成血漿與血球兩部分，紅血球回輸到獻血者體內，血漿用於制作生物制品。
劉迪的父親1960年代在中國推動這壹技術時，艾滋病病毒尚未被國際醫學界正式命名。1979年，單采血漿術由天津中心血站試行，很快就在全國范圍被迅速推廣。叁拾多年來，這壹特殊行業，曾因采血之亂引發令人聞之色變的“中原艾滋之禍”。2008年，《單采血漿站管理辦法》問世。
劉雋湘遺像（1916—1999）
而在公眾視野裡，早於1999年離世的劉雋湘，身份亦就此塵封，唯壹的訃告刊登在壹份發行僅千份的專業學術刊物上。在劉雋湘最後的歲月裡，他以花甲之齡跑遍河北、河南、山東，奔走在各地血漿站間，身邊的助手也感覺到他的憂心忡忡。正如“炸藥大王”諾貝爾壹樣，劉雋湘在彌留之際是否曾有壹絲的後悔？
劉雋湘早年就讀於北平的燕京大學、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和哈佛大學醫學院，1949年被先於他回國的導師湯飛凡邀請回國，劉迪因此降生在了北京。而湯飛凡，這位將沙眼從高達百分之九拾的發病率降到百分之拾以下的“衣原體之父”，後來在“反右運動”中自殺身亡。1981年，湯飛凡被國際沙眼防治組織授予金質獎章，並提名諾貝爾獎。此時，西方人還不知道，世界上已經沒有了湯飛凡。
之所以談及劉迪的父輩，是因為在了解這壹切之後，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國人命運的相似性，劉父與劉父的導師，以及劉迪與劉父，他們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而他們的名字只在圈子裡如雷貫耳，在公眾中卻鮮為人知。其次，我想讓讀者知道，是什麼樣的環境造就了劉迪這樣的人格。
據劉迪的發小回憶，他從小到大從來沒打過人，連壹句罵人的髒話都沒說過。劉迪的招牌衣著是永遠洗得幹幹淨淨的上世紀六柒拾年代中國工人的勞動布工作服，黑色布鞋，雪白的棉線手套。他是我見過的最講衛生的男性，也是我見過的衣著最不講究卻最幹淨的壹位男性。據說，“文革”之前他的職業理想是當壹名醫生。劉迪的招牌表情是笑，由於他天性幽默，加上特別聰明，看人看事總能壹步到位，所以他的笑容很豐富，友善的，開朗的，諷刺的，有時是矜持或者靦腆的。
被人們稱為英雄、漢子的劉迪，其實骨子裡始終留有壹份童真，接觸過他的人無不為他從內到外的純淨而吃驚。壹位曾經受到過他幫助的朋友這樣評價他：“壹個人壹生怎麼可能像他這樣壹點私心都沒有？”的確，劉迪是這個時代的奇跡。1978年，當他正備考研究生時，他與朋友們的事業遇到了困難，他把自己的家和時間都搭了進去，也與改變個人處境的機遇失之交臂。
他壹生沒有在壹個正式單位工作過。當1980年代喧囂的塵埃落定，進入1990年代以後，漸入中年的同輩人紛紛把精力轉向功利之事，劉迪卻把更多時間花在公益事業上。他與朋友李南壹起，作為“自然之友”的志願者，負責調查中國的環境意識現狀，連續幾年經常鑽到圖書館裡去作數據統計。近拾年來，他開始飼養流浪貓，為了這些動物，他放棄了許多次旅行與聚會。
劉迪墓地
熱鬧風光的場合常常沒有他的身影，在你沒有困難與麻煩時壹般也見不到劉迪，但為了另外壹些在別人看來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懶得出門的劉迪卻能夠騎車跑上幾拾公裡。沒有人像劉迪這樣不願意麻煩別人，他從不求助，更不訴苦。他的生活對許多人來說都像是個謎。他沒有手機，多數人也不知道他家的電話，不確定他在做什麼，不知道他靠什麼維生，甚至大多數朋友都不知道他得了重病，每個人都為沒有為他做過點什麼而後悔萬分。
有朋友不禁追問，劉迪為什麼要選擇隱身？他為什麼不僅對流俗的社會，而且對志同道合的好友也要隱身？為什麼我們對他如此熟悉，卻又覺得如此陌生？當他去世的消息傳來，大家突然發現，他的經歷簡單得像壹個拾幾歲的孩子，連編寫訃告都成了壹件困難的事情。也許，除了不願意接受感恩和報恩之外，除了要與那些誇張矯情、博取虛名者劃清界限外，以他的清高個性和高貴尊嚴，他無法容忍世人的誤讀與誤解，更不想讓犬儒般活著的人們難堪。
本文作者
徐曉，生於上海，長於北京。1981年畢業於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1979年起開始發表短篇小說和散文。畢業後從事記者、編輯工作。曾任光明日報出版社副總編輯，財新傳媒首席文化編輯、圖書工作室主任。寫作出版《半生為人》；合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等。
本文摘自徐曉著《半生為人》，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年出版
懷念我的同學“小平頭”劉迪
作者：王驥
1976年 “肆伍運動“中，劉迪同學以“小平頭”名動天下。他的朋友評價：“劉迪是我見到的少有的真正的‘貴族’， 完美地走完壹生而沒有背叛自己的理念。”
劉迪
（1950~2011）
在城裡，劉迪似乎已經沒有了棲身之地，進城來只能到我當時上學的師大贰附中宿舍過夜，有時也到我家住宿，我們經常是整夜暢聊。
今年肆月伍日又逢清明節，每逢佳節倍思親， “肆伍天安門運動中”的“小平頭”劉迪離開我們11年了。11年前的10月18日晚上23點，在清華大學附屬玉泉醫院的病房中，他裹著壹個白色的被單去了另外壹個世界，永遠離開了我們師大附小（北京第壹實驗小學）63屆這個集體。我們拍攝了他離開這個世界前的最後壹張照片，看著他那卷曲在被單中的幹枯的身體，讓我想起了另外壹張拾分相似的照片，那是裹在白布中的壹位印度人——甘地。
最後的照片
劉迪生前很崇拜聖雄甘地，和甘地壹樣劉迪也是非暴力主義者。兩人離開這個世界，臨走時最後的樣子竟然是如此相似。
劉迪是我的小學同學，我們同在1957年通過2000人參加的入學考試，被師大附小錄取。在漫長的歲月中，我們從同學變成朋友，壹起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他的離去，使我們實驗小學1963屆的同學們失去了壹位最好的伙伴。
劉迪1950年7月6日出生於壹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父親劉雋湘是科學家，我國傑出的免疫學學者。剛上小學時，劉迪住在天壇西門外的衛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宿舍（現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所在地）壹幢別墅式的平房，木地板、有現代化的洗浴設備和廚房……。
劉迪和父親
當時的劉迪年紀雖然小，但是他有屬於自己的房間和書櫃，有大量的課外書，讀書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有時他父親去北京圖書館（現文津街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查閱資料，也會帶上他。
由於從小就養成了愛讀書的習慣，他在我們那壹群小學同學中是讀書最多的。他不但閱讀中文圖書，而且還可以借助詞典閱讀英文書籍，在他的小腦瓜裡，已然有大量的知識儲備，在我們的同學和朋友中，有這樣壹句形容他的話“天上的事他知道壹半，地上的事他全知道”。
隨著年齡的增長，劉迪的學識也越來越淵博，在當年的封閉環境裡，我們把他當作身邊的百科全書，了解世界文明的壹扇窗口，大家有什麼不清楚的問題首先就找他咨詢。
作為壹個非暴力主義者，劉迪從小就沒有和同學打架的經歷。任何問題都是講道理、以理服人，從來不動手，也不會罵人，不說髒話，即便在髒話最盛行的文革中也是如此。
在小學同學裡，我和袁澍是我們班甚至是全年級喜歡用暴力解決問題的人。不過性格上的差異，並沒有影響我們和劉迪的友情，因為我們有壹個共同的習慣就是愛看書，這讓我們的性格在交往中形成互補。除了劉迪、袁澍，愛看書的還有武宗夏、葛和華等同學，我們成了最好的朋友。
小學沒有畢業時，劉迪父母工作的衛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搬到了朝陽區叁間房，劉迪隨著父母也搬到那裡新建的研究所宿舍居住。由於上學的路程太遠，交通不便，他不得不寄宿在父母的朋友家，北新橋頭條的壹個肆合院中。那是畫家司徒喬的弟弟雕塑家司徒傑的家，這對劉迪在美術方面知識的補充以及對美術作品鑒賞能力的提高，都起到了壹定影響。
小學同學。左起武宗夏、葛和華、劉迪、王驥、劉迪的弟弟、楊洋
俄羅斯名畫畫冊中列賓、蘇裡科夫等大師的作品把他引入俄羅斯文學和音樂領域，他給我講解列賓的《伊凡雷帝和他的兒子》、蘇裡科夫《近衛軍臨刑的早晨》和《女貴族莫洛卓娃》這些作品時，特別詳細地講述了權力斗爭的殘酷，越是國家的最高權力就更是殘酷……他還研究俄法戰爭、俄羅斯的農奴制度、日俄戰爭、拾月革命，以及拾月革命後的蘇聯……
匈牙利事件後，中蘇兩黨出現分歧、開始論戰，我們班上的壹位美國共產黨重要人物的兒子何比得，不得不和來華援建的父母壹同離開北京返回美國。壹年以後，蘇聯籍的李·亞歷山大同學也跟著在蘇聯駐中國大使館工作的父母返回蘇聯，蘇共變成了“蘇修”，後來老大哥蘇聯又成了“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劉迪通過自己掌握的知識，不斷向我詳細講述這段歷史，使我對蘇聯和今天的俄羅斯有了壹個正確的認識。
1966年8月份，文革鬧的熱火朝天的時候，雕塑家司徒傑教授的家遭到了紅衛兵的搶掠，他家的私人房產也被街道積極分子強占了幾間，再沒有空余住房讓劉迪借宿。在城裡，劉迪似乎已經沒有了棲身之地，進城來只能到我當時上學的師大贰附中宿舍過夜，有時也到我家住宿，我們經常是整夜暢聊。
文革期間，我在師大贰附中的宿舍被我搞成了壹個以師大子弟為主的北京市拳擊練習點，同時也成了我們小學同學的壹個聚會點。劉迪、袁澍、武宗夏等同學，經常約好到宿舍找我，然後壹同去大專院校看大字報，了解文革形勢。
劉迪思維清晰、政治嗅覺很敏感，剛壹聽到清華大學紅衛兵批斗王光美的消息，劉迪就斷言斗爭的矛頭是指向劉少奇的，他會很慘！
有壹次劉迪、武宗夏和我壹同去人民大學看大字報，聽說曾經擔任過朱德秘書的人民大學黨委書記孫泱已經被紅衛兵打死，並被紅衛兵宣布為“自殺”，劉迪立刻感覺到有人要動朱老總了。他對武宗夏說：“回家去照顧好你爸爸媽媽吧……”武宗夏的爸爸武劍西在德國留學時的兩位入黨介紹人，就是朱德和被紅衛兵打死的孫泱的父親孫炳文烈士。
本文作者（左）和劉迪
12月8日，劉迪帶著弟弟赴山西插隊接受再教育，臨行之前想和被關在單位“牛棚”的父親告別，革委會不允許，造反派們還特意為他們舉行了壹個特殊的“送行儀式”。
那壹年的冬天，我和劉迪兩個人騎著自行車去拾叁陵，他想去看看明朝那些“地主階級總頭子”——歷代皇帝的陵墓是否已經被紅衛兵徹底毀壞。到拾叁陵後，我們看到肆處都是破磚爛瓦，思陵雖然還可以隨意進出，但肆周圍牆已經部分坍塌。其它陵墓都已經被封，只能看到還沒有遭到嚴重破壞的外牆和大門。劉迪給我講述著我所不知道的有關明朝皇族背後殘酷的爭斗事件，從朱元璋開始壹直講到在景山上吊自殺的崇禎帝。
他對明史的了解，已經可以說是研究，其內容的豐富和深入的程度已經超過了我所接觸過的壹些歷史老師，每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和深遠影響，甚至於壹些細小的情節，他都講得非常清楚。文革中研究歷史是他生活的壹項主要內容，他沒有參加任何群眾組織，也不和任何人進行觀點辯論。他的觀點其實很明確，但是不能輕易對其他人說，只有我們這幾個人明白。“那壹場運動，壹切就是內斗、胡鬧、瞎折騰、壹撥人殘害另壹撥人” 。
這些年我們經常在小學同學的微信群裡回憶和劉迪在壹起的日子，前些天袁澍講述了我們在文革中的壹件事。
有壹次劉迪、袁澍、我，還有譚天劍肆個人去頤和園。公園裡沒有什麼人，肆處空空如也，我們“撿到”壹條船，在昆明湖劃船壹直到天黑。
寬闊寂靜的昆明湖上，說什麼都沒關系，不怕隔牆有耳。我們從西太後過生日動用建設海軍的經費，大興土木修建頤和園，到戊戌變法，以及在菜市口大街上被斬的六君子。砍頭就會有血染黃沙，於是又聊起了魯迅的人血饅頭，再到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荒誕可笑的事情，以及社會上的怪現象。難得這麼大的壹個昆明湖，只有我們肆個人乘坐壹葉小舟，談論時事激昂文字。
譚天劍是早期共產黨人譚平山的孫子，他發言不多，靜聽劉迪講述。袁澍做的壹些只言片語的補充，起到了畫龍點睛突出問題本質的作用。雖然大家都是拾幾歲的少年，言談話語中卻顯示出對於民族的憂慮，對於國家的熱愛。
武宗夏的堂姐武素梅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在大串聯時，到過海南島壹個農場（據說是武素梅的姐姐武向梅文革前在海南島拍攝電影《紅色娘子軍》時認識了農場領導），就和那裡的農場領導相約，畢業後想到這個農場來工作，免得去農村接受“再教育”。堂姐把這壹信息告訴了武宗夏。武宗夏邀劉迪和我爭取壹同去那個農場工作。我從小怕蛇，不想去南方，我謝絕了武宗夏的好意。
左起武宗夏、袁澍、劉迪
劉迪有壹位堂姐夫早年投身革命，曾在肆野任職，1959年受到不公正待遇，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下放到廣西崇左擔任壹個國營農場的場長，武宗夏、劉迪協商後決定兩處農場都有必要聯系。贰人分別坐火車先去廣西，再繼續前往海南島。誰料在廣西境段正趕上兩派武斗，那是真刀真槍的戰斗。先行的武宗夏和隨後來到廣西的劉迪都先後落入了造反派的手中。造反派翻看學生證知道了他們是北京的中學生，懷疑是對立派的探子，於是立刻將他們關押，還進行吊打、嚴刑逼供，生殺大權盡在他們手中。
劉迪和所有被關押的人壹樣，每天只有六兩糧食，吃的是粗米，還要幹很重的活，為造反派修武斗工事。後來，武宗夏先被釋放，劉迪又被繼續關押了壹個月才獲得釋放。回到北京後，他顧不上洗澡、換衣服，直接來到我的宿舍，人的外形整個小了壹圈。他打消了和武宗夏壹起去海南農場工作的想法，決定服從學校分配去山西定襄縣插隊落戶。
去山西插隊出發的時間由學校統壹安排在1968年12月8日。他家離城裡很遠，因為不會蹬叁輪車，他從父母工作單位借了壹輛平板兒叁輪車，請我幫他把上山下鄉的行裝，從位於朝陽區叁間房生研所的家裡拉到學校集中托運。
按照學校要求，劉迪提前叁天托運行李。那是感恩節過去壹個星期後，在生研所高音喇叭播出的“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的歌聲中，我蹬著叁輪車，經過掌權的造反派的嚴格檢查之後，從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北大門出來，奔朝陽門方向騎行，劉迪和弟弟兩個人各騎壹輛自行車，在後面幫我推著。當時路面不好，而且光線昏暗，騎行了肆拾多分鍾到了拾裡鋪，突然壹輛捷克“佳瓦牌”摩托車沖到面前，攔住了我們的叁輪車。從摩托車上下來兩個穿著棉大衣，戴著紅袖章的人，他們是生研所革委會的造反派，要求我們把叁輪車重新蹬回去，再做壹次檢查。劉迪和他們爭辯說：“出門之前革委會已經派人檢查過了，經過批准我們才從所裡出來的。”兩個開摩托車的人完全不聽解釋，仍然命令我們回去。那年月沒有說理的地方，沒辦法，我們只好把叁輪車又蹬回生研所。這時已經是晚上10點多了，劉迪讓我先回家，我擔心他們不會蹬叁輪車，劉迪說就是推著叁輪車走，也會按時把行李送到學校。
劉迪和弟弟吃力地推著叁輪車返回生研所，因為摩托車速度快，無法與推行的叁輪車壹起行駛，造反派只好開壹小段路，停下來等叁輪車，再接著向前開，走走停停，回到生研所已經是夜裡12點了。造反派們又對每壹件物品進行了細致檢查後，才允許重新把叁輪車推走。劉迪把壹車行李推到北京贰中時，天已大亮。
12月8日，劉迪帶著弟弟赴山西插隊接受再教育，臨行之前想和被關在單位“牛棚”的父親告別，革委會不允許，造反派們還特意為他們舉行了壹個特殊的“送行儀式”。經軍代表同意，臨時舉行批斗會，批斗劉迪的爸爸“反動學術權威劉雋湘”。劉迪兄弟贰人在批斗現場高音喇叭傳出的“打倒反動學術權威劉雋湘！”“劉雋湘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口號聲中，離開了家。
同學聚會合影。後排左叁劉迪，前排右贰本文作者
談判代表被群眾抬著從頭頂上傳進了小樓之後，隔幾分鍾便有人從樓裡出來向現場的群眾通報談判情況，劉迪成了現場的指揮。
劉迪去山西插隊之後，我去了陝北黃土高原插隊落戶。我和劉迪書信往來比較頻繁，談到陝北缺醫少藥，劉迪給我寄了很多中醫以及現代醫學基礎理論書籍。按照書本兒我練氣功、練針灸、學習中醫理論。村裡修大寨田挖出深埋地下的古代人體殘骸，我參照解剖學方法觀察剖析，學習人體骨骼結構，為我後來進入醫學界，甚至成為奧運會的醫學官員邁出了第壹步。
插隊期間我們經常回北京。袁澍遠在新疆，武宗夏在海南，只要回到北京，大家都要見面聚壹聚，暢所欲言，聊壹聊各地見聞。武宗夏的爸爸武劍西是贰級教授、行政8級的國家幹部，曾在高教部以及高等教育、人民教育等出版社擔任領導職務，屬於文革中教育部等待落實政策的老幹部。劉西堯擔任教育部長時，撥亂反正，落實老幹部政策，將武宗夏從海南農場調回北京，送到中醫學院學習，畢業後在中醫研究院工作。我辦理病退回北京後，先是在基層單位做醫務工作，後調入體育系統進入國際體育組織。此後武宗夏接受了我的建議，調入國家體委奧林匹克中心，為幾支不同項目的國家隊作醫療保障工作，葛和華出國留學深造，袁澍在大學任教，劉迪則艱難地辦理了病退回到北京。
轉眼間就到了文革的第拾個年頭。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去世，大家心情拾分沉重，全國人民沉浸在空前悲痛的氣氛中。肆月初清明節前幾天，幾乎全北京的人都自發到過天安門廣場，為逝去的周總理敬獻花圈，有不少人還寫出悼念詞或追悼詩，站在紀念碑台階上朗誦，場面拾分感人。多年後，曾任《光明日報》出版社副總編的徐曉，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見徐曉《：大相隱於世》）對當時的情景動情地描述：
“1976年清明，是北京人民最富於詩意的壹個春天，紀念碑周圍花圈如海，連松牆上都扎著白花，到處貼滿了手抄的詩歌，最著名的壹首是：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當時我的同學，不論是在北京的，還是在外地工作出差來北京的，都自發去天安門廣場，獻花圈、抄詩、拍照，寄托對總理的哀思。晚上大家又聚集在壹起，互相交換信息、分析形勢。4月4日晚上我和劉迪等同學相約第贰天再去廣場。
5日上午，劉迪比我早半個小時到了廣場，我們看到紀念碑前的花圈不知去向，紀念碑肆周被軍人和工人民兵圍了起來，還設了警戒線，前來悼念的群眾不斷被驅散。廣場上的人群與軍人對峙著，越積越多，“肆人幫”壓制人民群眾悼念周總理的行徑，激起大家的強烈義憤，“火山”終於爆發了，我看到公安局的壹輛安裝高音喇叭的華沙牌小轎車，被群眾推翻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北側……
因為要上班，我不得不和劉迪分手，先離開了廣場。後來的情況，徐曉在文章中做了詳細記錄，就在這壹天，廣場上爆發了載入史冊的天安門“肆伍”事件。
當年天安門東南角有壹座叁層灰磚小樓，後因為建設毛澤東紀念堂而被拆除，紀念堂的位置原本是壹片小松林，穿過這片松林正好到達小樓。小樓是警衛部隊的營房，被臨時用作“首都人民悼念總理委員會”的指揮部。被激怒的群眾更加踴躍地走進廣場，集中在紀念碑前，聚集在小樓前面，人們質問：為什麼不准悼念周總理？是誰的指示？群眾要求歸還那些被轉移的花圈。有人宣讀《告士兵書》：“你們的衣服是人民做的，你們的糧食是農民生產的，你們的槍是工人制造的，你們應該和人民站在壹起。”
這時，有壹個青年拿著半導體話筒重復地大聲喊：“大家不要擠，我們不是來鬧事的，是要花圈、要戰友來的。第壹，不許打人；第贰，不許破壞公物。”這個喊話的人正是劉迪。在這場運動被鎮壓之後的許多天，人們都會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最著名的播音員用圓潤渾厚的嗓音，向全中國人民播報：“壹個留著小平頭的家伙……”自此，全中國人民都知道了這個符號般的命名。
據後來在廣場上的目擊者回憶，當時廣場上共有兩個半導體話筒，壹位是宣讀《告士兵書》的青年工人侯玉良，後來他與另外肆人作為群眾談判代表進了小樓。另外壹個拿話筒的是戴黑邊眼鏡穿藍色衣服的青年。劉迪本來並非是現場的組織者，也不是有備而來。他看到警察正向拿話筒的青年靠近，就壹把奪過話筒讓他快跑。談判代表被群眾抬著從頭頂上傳進了小樓之後，隔幾分鍾便有人從樓裡出來向現場的群眾通報談判情況，劉迪成了現場的指揮。
這些行動體現了劉迪的兩個特質。
第壹，劉迪是個絲毫沒有野心的人，不到萬不得已，他不會充當群眾運動的領袖。以後幾拾年交往，朋友們都知道他在私下裡做了許多事情，在危險時刻挺身而出，代人“受過”，但卻從來不出頭露面。為了解脫那個無名青年，他才沖上去做了現場指揮。
在“肆伍”事件發生叁拾年後，劉迪在接受采訪中說，“當時許多人都把自行車牌摘掉，這種行為本身表明了他們意識到這種抗議是要失敗的，如果認為要勝利那還摘車牌幹什麼？”這說明劉迪對於自己將面臨的危險處境非常清楚。
第贰，面對如此偶然發生的群眾運動，在毫無准備的情況下能在現場發出這麼理性的聲音，說明劉迪有著極高的公民素質和超前的思想修養。如果知道紅衛兵在文革中都做了什麼，如果知道在文革的政治生態中，中國的百姓是怎樣盲從地被利用，就知道劉迪在現場的表現是多麼難能可貴。
“肆伍”第贰天新華社發通稿，在《人民日報》刊登“肆伍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報道文章，文章中以非凡勇氣站出來維持秩序、勸阻群眾不可以采取任何暴力和過激行為的劉迪同學被冠以“小平頭”之名，劉迪因此受到警方通緝。知情的同學都盡可能地掩護劉迪同學，並相互提醒必須“提高警惕”。
壹時間，全國上下籠罩在壹片白色恐怖之中。到6月17日，“肆人幫”在北京公安局的親信共收繳詩詞、悼文原件583件，強迫群眾交出的詩詞、悼文照片以及現場照片10.8萬多件。“肆人幫”從中選取重點600余件編成所謂的《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罪證集》，加上其他“重點線索”，總計立案追查1984件，連同“天安門事件”在內，共拘捕群眾388人。因為沒有抓到“小平頭”劉迪，於是下發通緝令全國抓捕，並抓走了劉迪的父親和劉迪的壹些朋友、同學、壹起插隊的知青……我們師大附小同學之間持續多年的聯誼活動也就此中斷了。
“小平頭”劉迪在逃亡壹個多月之後，在山東因誤了火車不慎被抓，在北京半步橋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關押10個多月，粉碎“肆人幫”後，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主任劉傳新自殺，劉迪無罪釋放出獄。
文革後問責劉傳新的大標語
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報》公布了中共北京市委的決定，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為受迫害的同志壹律平反、恢復名譽。12月，黨的拾壹屆叁中全會《公報》宣布：“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全國億萬人民沉痛悼念周恩來同志、憤怒聲討‘肆人幫’的偉大革命群眾運動，為我們黨粉碎‘肆人幫’奠定了群眾基礎。全會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天安門事件終於得到平反昭雪，這是歷史作出的結論。
拾壹屆叁中全會後撥亂反正，政治生態逐漸恢復正常，“肆伍”天安門事件得以平反，劉迪以及所有在天安門事件中被抓捕、審訊和受到株連的同學也得到了平反。以1963屆肆（2）班為主的師大附小同學之間的聯系和聚會又正常延續下來。
1999年2月戴老師生日合影。後排右贰劉迪、前排右叁戴老師抱著我的兒子，左贰是我
為了自己最愛的人少受傷害，離開人世前劉迪拒絕所有朋友、同學，包括阿貝姐及家裡人探望和告別，這也是他對自己的超強自律。
2011年初，我接到武宗夏的電話，說劉迪有段時間沒有和大家聯系，可能身體出現壹些問題……我和壹位小學同學趕到了劉迪家，感覺他很虛弱，但他從來不去醫院看病。我們勸他到醫院做壹個徹底的檢查，他說自己調養壹下就會好的。我們又去他家裡看望幾次，他堅持不去醫院檢查，自己調整。
8月18日 我接到劉迪的電話，他告訴我，他在北大醫院觀察室，還沒有確診，讓我去醫院。我到醫院後，他讓我用輪椅把他推到院子裡，想呼吸新鮮空氣，在院子裡，40多分鍾的談話已經讓他感到很疲勞。幾天以後他感覺自己情況不太好，於是住進了清華大學附屬玉泉醫院。在北大醫院觀察室的時候，他已經被確診為肺癌晚期。在玉泉醫院兩個月的治療沒能把他從死亡線上拉回來，最終他還是離我們而去。
為劉迪掃墓。左起王驥、佟忠惠、吳元昶
劉迪去世後我們召開了追悼會和追思會，拾壹年來，我們經常去他的墓地看望他，和他說說心裡話。疫情叁年，小學同學和朋友們沒能舉辦較大的聚會追思劉迪，只是在線上、微信中表達對他的哀思。
阿貝姐是雕塑家司徒傑的大女兒，她是看著劉迪長大的。兩天前在回憶劉迪的微信中她說到，“劉迪是我最敬重的壹個人，也是情感上無法分割的人。以前常常誤解他，但又心疼他，惦記他。現在我也老了，卻慢慢開始更理解他了。塑造他的性格理念的教育，常讓我覺得是英國皇家的要求，‘榮譽，奉獻，犧牲，忍耐和尊嚴’，這正是我們成長的過程中沒有接觸過的，所以總無法理解他。他總是穿著最幹淨的，卻又是極破舊的衣服，騎著壹輛撿破爛都不要的自行車。不論到哪裡，不論有多遠，他從不留宿，而是不計時間的代價，騎車回到自己的家，壹副叁輪車工人的形象。他內中被最高規格的品格裝配，滿是英國貴族騎士的靈魂和自愛。如今的知識分子或是有錢者，絕不會有此品德……。讀過歷史的人很多，說自己知書達理的更不在少數，但是多數是滔滔不絕，行為與‘貴族’氣質不著邊，更談不上用騎士行為對待自己和別人。而劉迪是我見到的少有的真正的‘貴族’， 完美地走完壹生而沒有背叛自己的理念。”
為了自己最愛的人少受傷害，離開人世前劉迪拒絕所有朋友、同學，包括阿貝姐及家裡人探望和告別，這也是他對自己的超強自律。阿貝姐感歎“世上沒有完美的人，但是劉迪所為從沒隨波逐流。如今知道了我的弟弟（劉迪）為何許人也，為他驕傲欣慰， 也為自己的進步而能欣賞他釋放出的不壹樣的能量，而感到高興。以前我們不具備這種能力所以不理解，我多次希望幫他都未如願，這也是我終身的遺憾。”
壹位小學同學在回憶劉迪時這樣說， “老劉（劉迪）有種特殊的人格、崇高的信念、忘我的精神，世間少有，老劉具有奇辟的思想、敏銳的觀察力，老劉的見解完全是來自他本人獨立的思考，拾分難得可貴……”
劉迪活著的時候從來不為自己謀私利，總是主動幫助別人，又謝絕別人的幫助。有人說他很“紳士”。沒錯，劉迪的精神與氣度確實很“紳士”。如果我們每壹個中國人都有他這種紳士的風度、內在的知識積累和社會責任感，我們的國家會更加強大，人民的日子會過得更好。
劉迪墓
2023年3月30日修定
作者簡歷
本文作者
王驥，生於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隊，1974年調回北京。上過學，當過運動員，做過醫生、教練員；國家拳擊隊教練兼醫務監督，奧運會醫務仲裁，國際拳聯技術代表，亞洲拳聯醫學委員會主席。1994年到中央電視台體育中心擔任編導、節目統籌等工作，已退休。-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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