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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3-01 | 来源: 极昼工作室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毕业后的两年内，易小米换了14份工作。
她形容自己就像一片随水漂流的叶子，“不是在换工作投简历就是在攒经历的路上”——被要求对领导微笑、员工宿舍是串串房、酒桌文化、恶劣的二手烟环境……
像她一样，频繁辞职的年轻人们各有各的“燃点”。社交媒体上把他们称作“万辞王”勇士。
某种意义上，频繁辞职是这些年轻人对抗“有毒”职场环境的方式。
但在数次裸辞背后，并不是00后整顿职场的“大爽文”，他们成了HR筛选简历时重点筛掉的对象，在就业与生活压力下，他们也逐渐怀疑自己、渴望稳定，开始妥协，但仍然保持着一些不愿改变的原则。
“相信自己！相信自己！”
李蓉蓉的声音一遍比一遍高，“就是这样，每天跳完抓钱舞后喊这个口号，还要注意微笑，有一次喊完之后，我师傅和我说，你没有微笑。”她回忆，自己回怼：“你管东管西，还要管我微笑，还不教业务，你们要干嘛？”她总结，这根本不是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就是狗屁传销。”
这是李蓉蓉毕业后的第二份工作。她喊了五天的口号，跳了五天的抓钱舞，辞职了。
她本科专业是流行演唱，由于缺乏实习经验，在毕业后“把姿态放得很低”，进入了这家英语机构做招生老师。但让她诧异的是，她除了要做地推之外，还需要做课堂助教，甚至在需要的时候，她还要变身礼仪小姐，反复演说，“四岁是小孩学习英语的黄金时期”。
按照公司的流程，发传单请家长到机构之后，员工需要分为两波：一波人负责给家长“洗脑”；另一波人负责给小孩上课，让他们在一节课之内学会唱英文歌，好给家长表演。而助教主要是负责维持课堂秩序。
“有个小朋友，没有hold住他，他就东跑西跑，把道具弄坏了。”负责上课的老师当场对她发飙。李蓉蓉解释，这些老师压力很大，他们要在一节课之内让孩子上台，成功表现出唱唱跳跳。无端承受了老师转嫁的压力和主管不分青红皂白的谩骂，李蓉蓉“直接摔桌子就走了”。
她在出租车上崩溃大哭，而在这次离职后，她又离职了七次，其中只有一份工作交了五险一金。李蓉蓉说，她是二本毕业生，流行演唱能选择的工作种类本来就少。在成都还得租房上班，只能靠兼职点唱维持基本生活。
江苏淮安某招聘会现场。图源东方IC
最曲折的是一家互联网公司。招聘平台上标注的工资是月薪八千，然而在面试时变成了本科生底薪2800元，专科生2200元。由于实在找不到其他工作，她决定“将个烂就”。
公司主要负责抖音投流，然而三天的培训只介绍了公司的发展历程，她不知道任何销售的话术，如果在上班时间学习，还会被认定是“摸鱼”。原本做销售压力就大，主管还对她动辄谩骂，她实在忍受不了，“你给我开两万可以不尊重我，一个月给我开2800块还想不尊重我？”当主管再一次骂脏话时，她提出了离职。
离职后，她向信任的HR吐露自己离职的原因，还给HR看了自己和另一位同事的交流记录。没想到同事被处罚了——公司规定不允许同事之间私下加微信，需要报备，否则统一认为在传播公司有关的负面内容。
她还入职过一家朋友推荐的公司做财务，负责在群里发红包来结算日薪。她有五个地推群，每个群要发几百个红包。
有一次，由于后台手机不够，轮到她使用已经接近下班时间，群里面就有人催骂她不发红包。她尝试向领导求助，请求加派人手，领导直接发火“你做不了就别做”，这让李蓉蓉火冒三丈，在群里开始发飙，“你瞎吗？你今天别找我发工资！”
这次之后，李蓉蓉第七次离职了。
像李蓉蓉这样短时间内离职多次的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被称作“万辞王”。他们像蜂鸟一样，振动翅膀悬在空中，频繁移动，快速逃离，没有一个稳定落脚点，始终在飞翔。
在网友眼中，他们是离职的勇士，是勇敢和自由的代名词，勇于对不良职场文化“say no”，不爽就不干了。
离职次数与李蓉蓉不相上下的易小米不善于爆发正面冲突，总是默默崩溃。她曾做过海外销售，上班的第一天，她就受不了了：工作地点在田里，她穿着荧光绿的工作服，感觉在出演《种地吧！少年》。
因为要进厂轮岗，易小米暂时接受了。但她又发现宿舍是充满甲醛的“串串房”，而且，厕所里还有没被清洁干净的尿渍，她回忆，自己当时默默刷着尿渍，突然暂停了动作，问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一切？”
当天凌晨，她就打车跑了。崩溃的不只是生活环境，还有窒息的职场环境。易小米的另一份工作也是“闪辞”，入职第一天，她就发现工作量巨大，到了下班时间，办公室诡异的安静，没人走，周围的同事自动拿出泡面吃。
第二天她正式上班前，工作群里就传了30多个等待她处理的表格，她决定中午就提离职跑路。她还有三次离职都是相同的原因——受不了二手烟，也忍受不了建立在吸烟基础上的办公室文化，“进门第一件事就散一圈烟。”
去年刚毕业的付淼也碰到过“乌烟瘴气”的办公室，除此之外，她的离职原因还有领导开黄腔。
在网络上，这些年轻人分享自己的离职经验。他们也知道选择伴随着代价：没有家庭助力，为了维持生活，就算跳槽也必须得“无缝衔接”；即使住在家里，也面临着被指责“啃老”的压力。在他们看来，选择一条与主流背道而驰的道路，没有参照的标准，注定充满了孤独和自我拷问。
在一次又一次的跳槽中，他们也逐渐不相信自己了。付淼和李蓉蓉在一次又一次的面试中怀疑自己的能力，易小米甚至尝试了心理咨询，她问医生，“我是不是有病？”
毕业前，易小米没想过自己会在一年内换7份工作。她本科是英语专业，为了好就业，她选择了法学作为第二学位。后来考研考了三次，最后一次，她通过了初试，却决定放弃复试。
那源自于一场电影院的巧遇。寒假的某一天，易小米本想趁凌晨看一场一个人的电影，结果遇到了一个聊得投机的女孩，聊到学校和工作，对方是一位正在从事销售工作的大专毕业生。
“我发现她很快乐”，易小米说，对方频繁跳槽，最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相比下来，自己才备考完，身心俱疲，普通的生活被过得“稀巴烂”，“就像一只从下水道跑出来的老鼠”。
她开始反思，为什么同样的社会环境，在优绩主义“不读研就找不到工作”的对立面，对方却过得那么快乐？易小米开始思考别的可能性，甚至尝试和许久未联系的朋友重新联系，看看不同专业的大家都在做什么。
她尝试做过法学相关的实习：律师助理、公司法务、书记员，在一家大公司做法务的时候，她突然感觉“对大公司没有任何兴趣。”职业光环每一天都在祛魅，留下最原始的一个问题——我到底适合什么工作？
她想寻找答案。从教育机构的电话销售开始，她发现自己不排斥和人交流，其他人觉得打电话很痛苦，但她一个上午就打完50个，同时还保持着良好的心态，“有些人会骂你，我觉得无所谓，他们没看到你本人”。后来她又陆续尝试过占卜师、跨境电商运营、模特翻译、自媒体等工作，实在没钱了，她就去当英语老师赚一笔。
她曾把自己放弃考研复试的经历分享在社交平台上，没想到私信里涌来大量辱骂，“考不上研是自己废物”、“你的人生已经完蛋了”等等，对她冲击巨大，有时候早上起床，“感觉面前就出现‘废物’两个大字”，后来她直接注销了账号。
还有段时间，她突然爱上了吃麦辣鸡翅，想知道麦当劳的后厨干不干净；再加上当时她每天都有面试，老是失眠，想干脆直接去找个体力活，就去麦当劳做小时工。
易小米在麦当劳后厨洗盘子。讲述者供图
当时易小米的搭档是个聋哑人，她用备忘录和对方搭讪。同事很好奇她为什么来这里工作，“你们正常本科生有手有脚的，听得见、也能说话为什么找不到工作？是不是你们的要求太高了？”
“很多人会以世俗评价工作的体面，一定要高薪、稳定，一定要在办公室里、一定要SOP（标准作业程序）。”易小米说。
对于这些频繁辞职的年轻人来说，某种意义上一直在被“推着走”。付淼在选专业时，就在父母的指挥下报了工商管理，母亲又让她考了初级会计师资格证。毕业后她逐渐发现，会计几乎不招没有经验的人，也不招非会计专业的，她唯一一次相关工作是在一个剧本杀公司做会计，业余时间还要做dm（剧本杀主持人）。
她换了四五份工作，回顾自己的心态转变：毕业前，她从未考虑过考公或者考研，觉得总能找到满意的工作，“心高气傲”；但在毕业之后，“被社会毒打”。
和其他人相比，付淼对工作的要求略显简单：如果月薪七千以上，都可以忍；如果七千以下，那么希望工作稍微清闲、领导合一点磁场，最重要是，厕所一定要干净。
她经历了不少面试，有的HR根本没有看过她的简历，还有的HR说，你的工作经历和我们岗位不符合。付淼心想，你觉得不符合把我叫来干嘛？她最终还是决定考编，“至少考上了，不会被辞退”。
相比付淼的选择，李蓉蓉只能确定自己不想放弃唱歌。她现在仍在做点唱的兼职直播。她形容和自己一样频繁跳槽的人“看似有很多选择，其实没有选择”，“不清楚自己要什么”。
她说，和她一样毕业于二本院校的，如果家庭没有助力和资源、专业含金量不够，时间成本也决定了没法长时间考研考公，必须得工作养活自己，还不如赶快出来闯荡挣钱——但做服务员、做外卖、跑滴滴、当客服，又不甘心，既想要体面和相对高薪，还想能持续发展或者稳定，这些客观条件限制了选择。
易小米摆摊卖农副产品。讲述者供图
换了14份工作，易小米至今都没有发现对某种工作的热爱，或者说，能忍受某份工作持续干很久。朋友们称她为“职业体验师”，一开始她对这个评价还挺开心；但久而久之，焦虑就浮现了。她分析，问题的本质在于“我对自己的社会化没信心”。
事实上，对于业内人士而言，频繁换工作的年轻人，首先就不符合招聘中最重要的一项指标——稳定性。Julie在广州某制造业外企做了11年HR，根据她的工作经验，10年内3份工作，5年内1-2份工作是稳定的平均值，一旦超过这种跳槽频率的简历，她就会格外警惕。
她也发现符合标准的，能够筛选进企业的人越来越少了：一方面，就业形势紧张，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Julie觉得，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的成长环境、教育环境是“尊重自我，鼓励自由”的。就她工作的公司而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制造业的企业精神，要求“服从性”，某种意义上两者是冲突的。
“对于他们而言，可替代性太高了。我不做这个，可以做微商，可以选择其他的，时间不是很高成本的东西，不开心就走了。”在国企工作20年的谢鸿也是这样判断的。企业选拔、用人都需要成本，如果跳槽太频繁，会给公司运转带来压力。
“万辞王”们对此也有着敏锐的感知，因此他们有着不同版本的简历，还会将相似的经历“合并同类项”。例如易小米就有两个版本的简历，一个版本用于投递英文类、销售类；另一个版本用于投递法学类。
但谢鸿还是觉得，不该武断地给年轻人贴上“爱跳槽”或者“整顿职场”的标签，“每一代人的生存压力、价值观念和时代背景都不同，可能年轻人不太愿意迁就和自己价值观相冲的事物”。他说，有的小企业，遇到老板利益不相符的，就爱给应聘者贴标签；优秀的企业虽然有自己的选拔标准，但也不代表普世的价值观。
Julie也承认，市场上的确存在着某些不规范的公司隐瞒自身情况，自身发展出现问题，仍然招聘员工来“凑人头”，“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很难分辨‘语言陷阱’，无法提前识别‘有毒的职场环境’。”她说，有的企业可能一开始告诉你，会培训给你提供一个成长的周期，其实一进来就要求你上手，他们会把这份工作用一些话术包装得很光鲜亮丽，或者不提有关缺点。
而“万辞王”出现的背后一方面是日渐恶劣的职场环境；另一方面是年轻人逐渐“觉醒”——职场滤镜不过是华丽外衣下的虱子。
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人好奇：他们究竟为什么这么折腾？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忍忍不就好了，人人都是这样过来的。但他们的解释更像务实主义：这份工作能给我带来什么？它的正向反馈是否能抵消那些二手烟、饭局、加班、溜须拍马？除去滤镜、旁人艳羡的眼光、父母的期待，我究竟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图源东方IC
谢鸿遇到过一个年轻人，三年换了12份工作。对方毕业于985院校，家里是做生意的，个性很鲜明，通过校招进入国企之后，看不惯官僚、形式主义的东西，双选阶段还没结束就换了三个单位，甚至交了保证金也照换不误。他想换一个不加班的民营企业，后来发现这样的要求找不到工作，只能勉强答应，但进去后发现也有各种让他觉得“虚伪”的管理规定考核，几个月就离开了。
几番跳槽之后，这个年轻人在一家物流公司上班，公司邀请谢鸿来做企业管理培训，两个人碰面，谢鸿问“你换了这么多份工作都觉得有问题，有没有可能你自己也有问题？”对方很坦然地承认，“我有问题，但不想改，这几年就当作积累一点经验”。
通常在进行员工谈话时，谢鸿都会问一个问题，“你的理想（工作）是什么？”
李蓉蓉的答案是，“不骗人不坑人不害人不割韭菜”。她喜欢明是非，有想法、格局大的领导。如果都没有，待遇前景不错的话她也可以忍受，但“如果这个领导疯癫到影响到工作了”，让她对这个部门都不相信了，她就会离职。
而易小米曾遇到过一位领导，40多岁时被“优化”离职，让她明白，即使在行业做到顶尖也会有职业危机。“我觉得没有人的目标是一辈子在职场里干下去。”她觉得人生的目标应该是在工作中学一点，然后自己单干。她也很费解，在别人构造的评价体系里，扮演好自己的一个螺丝钉角色，是怎样给个人带来安全感的？
她调侃，自己的理想职业可能是爱豆——有粉丝的爱又有粉丝的钱。就算去签售，粉丝也会好好对待盛装打扮。
易小米在网上分享自己当“万辞王”的经验时，也有人指责她“本地人才有恃无恐”，她后来隐瞒了本地人、住在家里的信息。她说，有人看到自己IP是浙江，就默认她是富裕家庭，觉得“你爸妈给你创造这个环境，你才可以折腾”。
偶尔她也会羡慕能够遵循评价体系像机器一样执行的人：比如她的大学舍友，现在已经在大厂做小领导了，她无法忍受对方公司上厕所都要规定时间；还有个同学平时特别注重保养，每天吃维生素，却能忍受二手烟。
最近，易小米在一家羽毛球馆做前台，学会了负责体育用品的销售、推销，甚至还学了急救。
“我之前都不知道，自动贩卖机下面有一把锁。”频繁裸辞使得她开始催眠自己降低物欲，她继续做兼职，摆摊、上门喂猫遛狗、当写手。
李蓉蓉也换了工作，之前做销售压力太大，每天下班回来就哭；过年之前找不到合适工作，她就在一家网红书店上班过渡，加上兼职，可以覆盖基本生活支出。现实压力也让她“班味”重了很多，不得不继续在困顿的生活中寻找出路，“这是唯一的办法”，她说，“做好现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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