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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3-20 | 來源: 經濟學人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壹種觀點認為，學術界的政治立場實際上並沒有太大變化，而是共和黨人由於政治立場右傾，逐漸與學界拉開了距離。但保守派則堅持認為，持右傾觀點的聰明人才正主動選擇離開或避免進入學術界，部分原因是自由派同事在招聘和晉升過程中拒絕給予他們機會。行政臃腫與思想同質化共同作用，使得精英大學在招生公平性（access）和言論自由（speech）等問題上，與美國公眾的主流觀點發生沖突。
從招生公平性說起：即便大多數美國人已認為這種做法不公平，精英大學長期堅持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即在招生時給予成績略低的非裔、西裔和美洲原住民學生優待。那些反對這壹政策的學者——例如指出壹些學生被送入他們並未做好准備的課程之人——往往會被學生和同行指責為偏執歧視者（bigots）。
Knocking on the door
敲門磚
理論上，去年美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裁定禁止種族優待招生，應當能夠促使精英大學摒棄其他同樣令人不滿的招生政策，例如給予校友子女（legacy admissions）特殊錄取優勢。然而，許多大學反而使招生標准更加不透明，進壹步損害了自身對擇優錄取（meritocracy）的承諾。在疫情初期，大多數名校取消了標准化考試成績（如SAT、ACT）作為申請必需材料，導致難以量化的指標（如個人陳述的質量）權重大幅上升。但這種做法在部分高校已被證明不可行：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和耶魯大學（Yale）近期宣布，將重新要求申請者提交標准化考試成績，它們是第壹批恢復該要求的常春藤盟校。
在言論問題上，精英大學在應對日益缺乏包容性的年輕壹代方面表現尤為糟糕。這些學生對自己不認同的觀點表現出驚人的不容忍。非政府組織個人權利與言論自由基金會（FIRE，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xpression）對美國知名高校的言論自由狀況進行了評估。去年，該機構將哈佛大學（Harvard）和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列入全美表現最差的伍所學校，其中哈佛大學排名倒數第壹。在這伍所高校中，超過壹半的學生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可以阻止同學參加爭議人士的演講。僅約 70% 的學生認為“永遠不應”使用暴力來阻止他人發言。
大學被指摘的不僅是縱容學生的狹隘思維，更是助長了這種現象。壹種觀點認為，如果精英大學讓學生學業更緊張，他們就沒有那麼多時間和精力去圍繞校園言論問題展開斗爭。美國保守派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裡克·赫斯（Rick Hess）指出，自 20 世紀 60 年代至 2000 年初，美國大學生每周的平均學習時間減少了約叁分之壹，然而成績卻沒有受到影響。在耶魯大學，得 A 的比例從 2010 年的 67% 上升到 2022 年的約 80%；在哈佛大學，這壹比例則從 60% 上升至 79%。
更多批評的矛頭指向“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簡稱 DEI）相關的行政團隊。隨著各類行政人員的增加，這些團隊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DEI 部門的目標是確保校園環境友好、禮貌，但它們對於維護激烈的學術辯論幾乎毫無興趣。哈佛大學（Harvard）的心理學家、學術自由保護組織成員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指出，理論上，DEI 團隊應該向學術院長匯報工作，但實際上，它們在不同大學之間橫向流動，並帶來了壹套完全屬於自己的文化。DEI 的批評者認為，這些辦公室讓校園充斥著膚淺的“覺醒”（woke）意識形態，將復雜的問題簡化為非黑即白的對立斗爭。
如果大學擁有更有效的治理體系，這些問題本可得到更妥善的解決。然而，大學校長及其下屬院長往往在激進學生和行政管理人員的壓力下表現得畏縮不前，並且不願聲援呢些因持有非主流觀點而遭受打壓的學者們。學術自由倡導組織 FIRE（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xpression） 估算，在 2014 年至 2023 年年中，至少發生了 1,000 起學者引言獲罪（解雇或懲處）的事件，其中伍分之壹最終導致當事人丟掉工作。-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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