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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4-09 | 來源: 水瓶紀元 | 有4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武心援”的發起人之壹Miyoko是福建人，她過去的工作經歷和公益行業毫不搭邊，她回憶，最初壹起合力將”武心援“運轉起來的幾位伙伴，也都不是相關行業的。她們介入疫情是在封城前半個多月，當時國內主流媒體關於“不明肺炎”的消息很少，但微博上和海外媒體上都有壹些信息可尋。
從那時候開始，Miyoko和幾位網友壹起，從海外購買防護物資。她本科學的對外漢語專業發揮了壹些作用，壹位自稱在廣東省海關行業工作的伙伴快速厘清了物品清關需要的信息，壹位在武漢的紅酒商人提供了他的車隊來運送物資。後來，隊伍漸漸壯大。
Miyoko說："志願者們意外深入其中，看到了比普通人在電視上看到更觸目驚心的內容。我做這件事不求任何回報，我覺得，人不應該那樣死去，人不應該沒有尊嚴的，或者不被知道的、不被記住的死去。我那時候只是覺得，多救壹個人，無論能救到什麼程度，去做就好了。”
許多“臨時上場“的民間志願者提到，自己最初只是被“卷”進漩渦裡的。那是壹種混亂與危機時刻的公民自救。重慶大學的新聞系學生梅浩宇曾經幫壹線記者找防護物資，他簡單列了壹下記者們缺口罩的情況，留下了自己的電話。
後來收到口罩的記者之壹王嘉興說，他原本沒有對求助信息抱有期望。但人們的熱心腸在那個時刻實在過於洶湧，2個小時內，梅浩宇收到200多條好友申請，想幫上忙的人包括快遞公司的員工（當時物流已經停運）、捐口罩的、願意在武漢開車去送物資的司機……這些人很快組成壹個逾400人的微信群，梅浩宇不得不繼續做對接人，那壹年，梅浩宇22歲，還未曾有過社會經驗。
當時媒體也對“民間志願者”群體做過普遍報道。物資缺乏的階段，動員籌措物資的既有普通個體，也有大學校友會、明星後援會這樣的組織。封城後，後續的保障措施卻沒有跟上，有超過4000名武漢司機自發組成了志願車隊，幫助運送物資、送醫護人員上下班。考慮到醫護人員擔心感染家庭不方便回家的情況，數百位武漢酒店業內人士自發組成了“武漢醫護酒店支援聯盟”，為醫護人員提供住宿。蓬勃的民間力量不僅有熱情，也有高效的執行能力。封城第壹周，酒店聯盟就合計為6056位醫護人員提供了超4萬個夜間的住宿。
光的裂隙最終閉合
《發哨子的人》發出後不久就遭到刪除，但憤怒的人們用英語、法語、德語等幾拾種語言接力傳播。在這樣壹場席卷全網，轟轟烈烈的行為藝術中，有人說，“我的母語正在我的祖國流亡”。
新聞環境在最近拾幾年間不斷惡化已經不是秘密。但武漢疫情早期，記者們仍然捕捉到壹絲光亮。趙慶夏的記憶裡，“從封城開始，有那麼幾天，至少我沒有收到任何‘禁令’”，起初領導還在觀望，但很快就“感受到了其他媒體的壓力”，“領導就突然開始催我們，說你們趕緊去（采訪）”。
在那個時期，媒體的口徑也不是天然統壹的。1月19日，武漢市的政府官員和專家在新聞發布會上發表研判意見：“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力不強，不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隨著各項防控措施的實施與落實，疫情是可防可控的。”
隔日，《財新周刊》刊出了對香港病毒學家管軼的專訪，管軼通過媒體表達，希望官方不要壹昧強調“可防可控可治”，而是要講清楚“如何防控與治療”，不要“人為誤導”，“現在不是比誰官大、比誰權力大，真正要具有對國家和人民負責任的態度”。
1月26日，當武漢市長周先旺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最緊張的防護服在武漢市得到了全面的緩解”時，王嘉興從醫院發回的報道是《武漢部分醫院仍然喊“渴”》。
王勝男是武漢人，在海外念了書，又回內地媒體工作。為了尋求更大的報道空間，她聯系了壹家在海外的媒體，回到武漢，她做的第壹個題目是“確診名單之外的人”，官方公布了壹份新冠肺炎死亡名單，社會上卻普遍反應，未確診的死亡人數也許遠超統計數據。
當時，記者願意最大程度為了公共利益去共享素材，壹位的市場化媒體的記者同行甚至直接交給王勝男她自己的采訪錄音，“可能她有很多內容寫不了，那個時候，大家都不太在乎個人（利益）”。
作為獨立記者，王勝男也感受到“限制”，她表達，她很羨慕當時有編輯部支撐的記者，過了前面的時間，沒有“新聞采編權”記者難以進入核心場所進行報道，“采訪對象也像消失了壹樣”。
武漢疫情期間，《財新》、《冰點周刊》、《叁聯生活周刊》、《人物》以及《南方周末》等媒體都派駐了叁肆人的記者團隊到武漢，撐開了專業報道的空間。受訪的記者都會講到，那是壹種很痛苦，但仍然能感到蓬勃力量的時期。-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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