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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4-14 | 來源: 加美財經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北京 | 字體: 小 中 大
在某些情況下，壹項反映脆弱性的指標，在戰略上也可能反映另壹種優勢。例如，中國房地產市場低迷確實拖累了經濟增長。但北京正將來自房地產的信貸資源轉向產業政策，提升國家競爭力。
同樣，盡管美企仍占據更高利潤份額，在市值排行榜中遙遙領先，但中國企業常常以虧損換取市場份額，打擊對手。盡管面臨短期挑戰，中國依然在堅持長線布局。
即使中國的弱點比預期更嚴重，在大國競爭中最關鍵的指標上，中國仍將比美國歷來的任何對手都強大得多。華盛頓曾高估德國、日本和蘇聯等對手。但中國是第壹個僅在體量上就超過美國，並在多個關鍵領域具備戰略優勢的競爭者。
無論是否陷入停滯，北京都將是比以往任何挑戰者更具威脅的存在。
壹些分析人士警告，美國的“衰退主義”本身就是壹種風險，可能會成為“自我應驗的預言”。這種警告確有道理；大國的興衰往往始於錯誤的自我認知。
但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曾在蘇聯解體前指出，擔憂衰退同樣可能激發國家的復興。最大的風險不是悲觀，而是自滿，導致戰略意志減弱，無法凝聚集體行動來應對中國挑戰。
事實上，美國——尤其是在川普時代——更可能是高估單邊實力，低估中國的應對能力。
以能力為中心的國家戰略
對華盛頓而言，任何認真應對長期競爭的戰略，都必須以叁個現實為基礎：第壹，規模至關重要；第贰，中國的規模前所未有，而北京目前面臨的挑戰在相關時間尺度內並不會根本改變這壹點；第叁，美國實現自身規模的唯壹可行方式，是采用新的結盟方式。
這意味著，美國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盟友和伙伴。他們不再是觸發機制、遙遠的附屬地、附庸或地位象征，而是實現大國規模所需的能力來源。自贰戰結束以來，美國的聯盟首次不再是用來投射力量，而是用來保住力量。
冷戰時期，美國與盟友壹起壓倒蘇聯。今天，只要再擴展壹些，這壹聯盟就足以壓倒中國。
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日本、韓國、墨西哥、新西蘭、美國和歐盟，合起來的經濟體量為60萬億美元，是中國18萬億美元的叁倍多，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仍是其兩倍多。
這個聯盟的制造業產能占全球大約壹半（而中國為叁分之壹左右），每年產出的高被引論文和活躍專利數量也遠超中國。聯盟每年國防支出約1.5萬億美元，是中國的兩倍左右。而且它將取代中國成為幾乎所有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目前中國是120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
從原始數據來看，這種由民主國家和市場經濟體組成的陣營，在幾乎每壹個維度上都超過中國。但如果不進行協調，這些優勢仍然只是理論上的。因此，釋放這個聯盟的潛力，必須成為本世紀美國國家戰略的核心任務。這不能靠傳統的聯盟模式簡單加倍推進。
美國可以從長期的雙邊聯盟（如與日本和韓國）和多邊機制（如北約）出發，再加上新近建立的合作（如與澳大利亞和英國的AUKUS防務科技協議），以及較松散的組織（如肆國集團，包含澳大利亞、印度、日本）。但任務並不是僅僅慶祝這些機制的存在或擴大其成員，而是要深化其功能，使之成為在多個領域推動“以能力為核心”的國家戰略的基礎。
這些關系太常基於壹個假設：美國提供安全保障，其他國家則提供政治支持，或頂多貢獻壹些特定能力。整個體系仍主要以安全為中心，側重威懾、部署和安撫，而將經濟協調、產業整合、科技合作等關鍵維度視為次要。
這種傳統模式根本無法應對中國這種系統性對手，對當下局勢而言，極其不足。
過去幾拾年，美國的聯盟與伙伴策略建立在戰略慣性和結構性等級制度之上。如今，必須轉變為壹個在所有關鍵領域中產生共同能力的平台，而不僅僅是軍事。
要實現這壹點，美國及其盟友必須接受壹種陌生、甚至令人不適的高度協調與相互依賴。在軍事上，實現規模化必須實現雙向能力流動，包括投資美國防務產業中薄弱環節，同時向歷來未獲得過高端裝備的盟友提供先進技術。
在經濟上，實現規模化意味著圍繞中國過剩產能建立聯合關稅與監管屏障，同時構建新的機制協調產業政策並整合盟友市場份額。在技術上，同樣需要建立統壹的投資規則、出口管制與研發保護機制，以防止技術向中國流失，同時開展聯合投資。
這些步驟將使壹個僅在原則上對齊的聯盟，變成壹個在實踐中融合的共同體。這種以“共享能力”為戰略基礎的轉變，將使美國及其伙伴能夠在規模和速度上與中國展開真正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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