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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4-24 | 来源: 雨丝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婚姻 | 字体: 小 中 大
延安还有“临时夫人”。据沈容《红色记忆》记载，有两位苏联联络员提出找“临时夫人”，组织便挑选说合。他们回国时临时夫人结束任务，并不跟着走。女干部沈容十分不解：
“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真是不可思议。这两位女士都不懂俄语，真不知道他们的夫妇生活是怎么过的。”
当初逃离旧家庭包办婚姻的女青年们，却在革命大集体中再一次遭遇包办的命运。她们追求的个性自由和自我掌握命运被革命的需求替代了，构成她们命运的一个怪圈。
这种组织包办婚姻的做法，之后几十年一直沿用，影响了几代人的婚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结婚仍需经组织批准、打介绍信。
“救救母亲”
对于延安女性来说，更大的恐惧在结婚之后。
“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自从1928年5月和毛泽东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陕北延安，20多岁的贺子珍因多次怀孕生子，身体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晕倒在厕所里。
周末夫妻、平时分居的生活模式下，家庭的功能严重萎缩，不足以承担抚养孩子的功能。女性一旦发现怀孕征兆，几乎本能地选择打胎。
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描述了延安女性“厚颜的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
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于人口资源的需求是巨大的。
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保育儿童决定，明确规定“严禁打胎。有特殊情形者，经医生证明及当地政府规定，才可经医生打胎；私自打胎者以犯罪论。”
另一个出路是，孩子生下来后送给老乡抚养，然而，这种违反天然母性的做法带来的创伤是巨大的。-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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