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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5-03 | 来源: 观察者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加州 | 字体: 小 中 大
在蒂尔和雅文奠定智识基础的同时，硅谷的其他人物则接过了文化战争的大旗，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来源汲取灵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蒂尔的盟友、保守派活动家克里斯托弗·鲁福（Christopher Rufo）采纳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针对批判种族理论、多元化平等包容（DEI）举措和“跨性别意识形态”展开斗争。
作为曼哈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鲁福，将葛兰西对文化的关注视为保守派胜利的蓝图。“葛兰西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政治运作的图谱，”鲁福说，他强调知识分子、机构和文化在塑造权力动态中的作用。
鲁福的运动产生了切实影响。他的努力导致哈佛大学校长克劳丁·盖伊（Claudine Gay）被替换，并影响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教育政策，包括对精英大学实施22.6亿美元的资金冻结以及教育部关闭。
美国的大学纷纷从网站上删除DEI举措，以免遭到联邦报复。哥伦比亚大学因其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被针对，失去了4亿美元的资金，并将其中东研究系置于学术接管之下。这些举措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战略：通过利用国家权力，瓦解保守派眼中的左翼文化霸权。
特朗普政府还请求国会撤销对公共广播公司的资助，这直接影响到PBS和NPR这些广播电台的运营资金。这与鲁福等人借鉴的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相呼应，即通过控制或削弱关键文化机构（如媒体和大学）来重塑社会意识形态格局。特朗普及其盟友对媒体机构所持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强烈不满，认为它们过于倾向自由派（too liberal），代表了左翼文化霸权的一部分。
另一位硅谷巨头马克·安德森也加入了这场战斗，发表了《技术乐观主义宣言》，这是一篇长达5000字的文章，呼应了意大利未来主义者如F.T.马里内蒂（F.T. Marinetti）的激进主义。
这篇2023年发布的宣言宣称，“任何物质问题”都可以“通过更多技术解决”，并呼吁技术进步的持续加速。安德森的言辞充满了对“技术伦理”（tech ethics）和“存在风险”（existential risk）运动的怨恨，他认为这些运动扼杀了创新。
安德森斥责的这两个运动，具体来说，前者涉及对人工智能（AI）、数据隐私、算法偏见、监控技术等问题进行伦理审查，倡导负责任的技术开发和使用。后者关注技术发展可能对人类生存构成的灾难性威胁，特别是人工智能的潜在危险。
安德森列出的敌人是“机构”和“传统”，他的看法既与未来主义者对历史的否定相呼应，也与这场运动对民主审议的蔑视一致。
葛兰西作为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坚定反对者，认为文化霸权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美国保守派却将其重新包装以推进自己的议程。
这种战略性挪用显示了他们对权力的深刻理解，通过针对大学、媒体和文化机构，这些行动者旨在先改变意识形态格局再重塑政策。而他们的手段则依赖国家干预——如资金削减和学术监督，在反对者看来，这削弱了他们自由主义包装的言辞，暴露了在服务于其目的时使用政府权力的意愿。
安德森的宣言体现了运动的技术乌托邦外表。他呼吁“将智慧和能量置于正反馈循环中，无限驱动”，与其说是一个政策建议，不如说是一种宗教信条，免除了技术精英对社会后果的责任。
《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认为，这种“威权技术官僚主义”伪装成启蒙运动的进步，却优先考虑未被选举的技术领导者的权力而非公众问责。宣言的极端语气，结合安德森作为亿万富翁投资者的影响力，凸显了运动在塑造市场和思想上的潜力。
马斯克、帕兰提尔与特朗普的交汇
没有人比埃隆·马斯克更能体现硅谷右翼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交汇。
马斯克曾是技术乐观主义的象征，如今却成为一个两极化的力量，与特朗普的议程结盟，同时倡导一个不受政府约束的未来。
接管推特（现为X）时，马斯克采取了严厉的管理方式，通过一封“岔路口”电子邮件要求员工绝对忠诚。这种态度延续到他在特朗普政府中的角色，他领导了效率措施，包括一项全政府范围的买断提议，被视为忠诚度测试。
马斯克的愿景是无拘无束的市场和火星雄心，而特朗普则把复兴美国过去的民族主义作为焦点。虽然两人的关注点本该南辕北辙，形成对比，但因对官僚惰性和进步主义理想的共同蔑视，他们的伙伴关系竟然蓬勃发展。-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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