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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5-05-08 | News by: 深焦DeepFocus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电影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但那个年代因为对同性恋的认知不足，人们会认为那是一种腐败、一种病态，甚至是违反刑法的罪行。香港是直到1992年才将同性性行为非刑事化（勘误：正确时间应为1991年7月）。同性群体因为性倾向不被法律允许，不敢对他人透露，甚至不敢（和同性）交往，因为可能遭遇交往对象的勒索和举报。在那样的环境里，同性群体的身份认同一定是很糟糕的，会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同时必须掩盖自己的真实情感与倾向。
深焦：谈到负罪感，《叔·叔》的另一位主角海，在片中是有基督信仰的，这是一个刻意为之的角色设定吗？
杨曜恺：半是刻意吧，但确实在访谈里有同志是有宗教信仰的。看上去很矛盾，但他们的信仰是很“香港”的。香港人一向非常实用主义，他们会将宗教里觉得适合的纳为己用，觉得不适合的就“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他们不会像西方的那些虔信者那样，将信条教义全盘接受，而是会有所选择。
《叔·叔》剧照
深焦：您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去描写两位主角的家庭生活，中国式的家庭是否导致老年同志更难挣脱枷锁？您如何理解老年同志对传统伦理的妥协？
杨曜恺：他们已经到了那个年纪，尤其结了婚之后，会将子女的尊重看得非常重要，其中最引以为荣的，就是老了之后，子女给钱花这件事（就像在《叔·叔》里，柏收到儿子给的家用后，那个感动溢于言表的一幕）。那是一种非常中国人的心态。很多人以为中国人吝于感情的表达，其实情感都隐藏在细节里。我们不会像外国人一样天天“I love you”,但中国人是会通过一些细微的看似不起眼的行为，去表达爱意。
因此对于柏与海而言，子女和家庭给予了爱与尊重。你要他们为了爱情而抛弃一切，是非常困难的。天秤两端的比重显而易见，一边是奋斗一辈子为家庭奉献得到的回报，那代表着一生的成功，另一边则只是一段“雾水姻缘”，怎么可能舍此取彼？
在我的访谈里有一位“叔叔”，他说自己“从大陆游水下来香港”，当时一无所有，几十年间白手兴家，有了家庭，有了老婆，有了子女，回家有汤喝，“过时过节（有孙儿）会喊阿爷阿公”，在他看来这就是“成功的代表”。他不会认为没有出柜，一辈子自我欺骗是一种失败。现在那套“做自己”的想法并不适用于他们。
深焦：柏虽然欺骗了妻子，但电影并没有对他表现出批判，有观众认为这是对“同妻”议题的回避，您如何看待这种争议？
杨曜恺：我们不能用当下的标准去judge（评判）他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这些“叔叔”很坏，欺骗自己的妻子，但在那个年代，十个同志里可能有九个都会这么做。因为结婚是必须的，如果不结婚，先别说在家庭中会难以自处，亲戚朋友会投以怪异眼光，工作上也会多有阻碍。在以前的公司里，如果不结婚别说无法升职，连找工作都会有困难，会觉得你“娘娘腔”，或者不成熟没定性，机会会优先给到有家室的员工。那个年代是不允许你做自己的，因为做自己的代价太大，很多人只能选择结婚。这是时代局限造就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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