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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5-16 | 来源: 青春杭州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柴静 | 字体: 小 中 大
很多事不用问值不值得，只用问，它对你来说，是不是有如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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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高秉涵说。
十多万人在金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最多一艘能装一万人。他13岁，拖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6个月了，他妈妈说，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时候登陆艇靠岸，人像海水一样往上冲，刚开始没有一个能进去，全都卡在门口，“挤不进去就往下踩呀，就这么踩着人上满了。”
他肩膀一沉，身后有个兵拿枪托往下拼命压小孩子的肩膀，准备踩着他上船，一个军官一枪把士兵从他肩上打下来，救了他，“我上了船两只脚都没有鞋子了，鞋子老早就掉了，踩的都是人，都没有走路，是被推上去了。你不走都不行。”
船要关门，门还卡着很多人，关的时候，有的人从颈部一下切掉了，有的人是切断一条腿，比起那个场面，孩子更害怕的是声音——船刚刚离开岸，没有上船的人喊的声音，“那就是鬼叫一样，大声叫。听不清楚，都在叫。”
有些没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个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如果是大炮弹，船就会沉了。
他躲在船舱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到台湾来了。”
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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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生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
高秉涵母亲叫宋书玉，与丈夫在山东菏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发展乡村教育。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就此分崩，高秉涵父亲是学校校长，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大姐正在高喊口号，毛泽东给她颁奖，她是模范女青年。”
母亲担心十三岁的儿子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让他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
母亲送他到东关外上车，马车上是木板，两个车轮是汽车胎，一二十个同学，都坐在自己行李包袱上。上了车天就亮了，母亲怕他记不住，拧了一下儿子的耳朵，“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部队走，他们回来你才能回来，如果你早回来，就跟你父亲一样了，知道了么？”
九月石榴刚熟，外婆摘了一颗，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经熟得裂开了口，小孩子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头吃了一把，这一口的功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
他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他妈再也看不到了。
77岁的高秉涵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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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裤脚卷起来，小腿上全是黑色的伤疤，他一生不能穿短裤，没有进泳池。知道是陈年的疤痕了，但我还是不敢来回摸，只把手轻盖在上面，上面没有肉，只是一块一块黑色的皮。他微笑，“都被虫子吃完了。”
六十年前，南京学校解散，学生们一哄而散，他无处可去，不敢返家，跟着人流走，走了六个省，2000多里路，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车，骡马，伤兵，难民……军队扎营做饭时，他扯一个芭蕉叶，窝一点粥喝，前面排着两个士兵，刚盛的热粥，突然有人喊“共匪来了”，第一个士兵荒促转身，一缸热粥全泼上他腿上，第二个士兵磕在他身上，手里的粥又泼了上去。没人顾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着逃。-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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