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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5-05-18 | News by: 外滩教育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纽约新闻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以后我去读书,卷进市中心大公司穿金戴银。你就去社区的寿司店端盘子,我到时就穿着MaxMara到你端盘子的寿司店里来吃寿司,你不要哭。”
从此思思妈一路开挂,斗志昂扬地把自己卷进公立College,卷进市中心大公司。像偶像剧结局,在她想开卷自己之后,思思这位资深差生也终于受到启发,各科都脱离了C,保B争A,得到了学校“进步最快”的奖学金。
但这就能说明鸡自己比鸡娃管用吗,也不一定。每个家庭状态不尽相同,也并非所有家庭都愿意且能够付出时间成本放下生计,说读书就读书,陪娃一起卷。这其中唯一共同的,只有不断试错的育儿焦虑。
表达自己的需求:
陪读家长很需要寻求同伴支持
人为什么会焦虑?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存在性焦虑”理念认为,这是因为近代社会成熟带来的价值观多元化,让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存基础受到了威胁。
我们很难拥有全然安心的状态,因为再也没有“只要这样做就行”的明确方法,而上一代人是拥有这些的。
面对庞杂的信息和形态各异的价值标尺,人们不得不时常自省:
我到底是谁?我究竟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这样的环境里,还有什么是作为父母可以控制的?将生活重心转向家庭和孩子,并放弃部分自我发展的陪读家长,又该如何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
刘轩和妻子Cardin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家人之间要相互支持,还有学会“活在当下”。
回忆自己陷入抑郁状态的时候,Cardin认为,当时的她是需要一个出口,作为丈夫的刘轩能理解她的感受,成为她最好的听众,这个举动真的有帮助到她:“你在自己很弱的时候,真的自己站不起来,真的要别人扶你。”
孩子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在“照顾”妈妈,“因为从小我们教育他们,我们就是一个团队,那这个团队一定会有人好有人不好,有人不好的时候,好的人就要帮不好的人”
在他们的对话里,外滩君也听到了“轮班制”这样的字眼,在Cardin表达郁闷之后,丈夫有安排好自己的工作,过来帮忙照顾小孩,并让妻子有时间自己回去台湾一个月。遇到状况的时候,不是靠自己一个人在苦苦支撑,而是全家一起努力地共同解决困难。
美国社会学家瑞秋·谢尔曼在《不安之街:财富的焦虑》里,采访过45个年收入在25万美元-1000万美元的家庭。她发现很多全职太太,即使出于经济原因,无需再出门打拼,依然会有一种想要独立应对一切的愿望,想要证明自己拥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以此证明自我价值,同时向孩子们展现努力工作的道德品质。
很多放弃工作跨国陪读的家长,心理上其实很相似,但这种偏向钻牛角尖的自证,容易在不知觉间压垮人的心理防线。
生态学中,红树林的根系彼此缠绕,才能在潮汐的冲击下屹立不倒。
如果选择低龄留学是整个家庭共同做出的决定,那么,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支持的氛围就很重要。夫妻之间能够互相理解对方在家庭里的贡献,尤其无酬家庭劳动的价值能被“看见”,才可能力往一处使,最终实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
良好的家庭沟通环境,相互的理解支持,无疑是刘轩一家的“红树林哲学”。菲利普·布朗的“家长主义”,也并不是需要父母一昧成为遮风挡雨的巨人,更需要成为彼此扎根的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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