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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5-21 | 来源: 文化纵横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例如，对于年薪15万美元的高技能工人，公司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健康保险费用；但对于低技能和低工资的工人，健康保险费用可能就是最终雇佣决定的破坏者。美国公司会试图弄清楚，没有这个工人是否可行，或者可否将工作外包给正在蓬勃发展的劳务派遣公司。在欧洲，各地的医疗保健越来越昂贵，外包业务也在迅速增长，但因为医疗费用不由雇主承担的，因此医疗费用变动与工资和就业率的关联并不明显——高昂的医疗费用并没有导致加拿大和欧洲公司削减岗位。
如果美国的医疗保健不是如此昂贵，那么通过雇主提供医疗保健就不会成为一种压力。随着社会越来越富裕，将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延长生命和减少痛苦本来是有意义的事情，例如癌症死亡率的降低就是现代医学的成功故事之一。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医疗支出都能产生预期的好处，但美国整个医疗系统的高昂成本阻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相比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并没有控制新药或疗法的价格，而医疗保健部门（包括医生、设备制造商、医院和制药公司）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医疗保健行业相关每一位议员背后，都有至少五名说客。虽然欧洲也允许代表医疗保健公司的游说活动，但其规模与美国相比实在相形见绌。
在制药公司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环境下，美国对阿片类药物的监管和控制失败，并导致其广泛流行。自9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死亡率的上升，其他发病率也在上升：自我报告的疼痛、残疾、社交困难和无法工作的情况全面增加。制药公司及其经销商利用这种日益增长的绝望情绪，广泛推广奥施康定（OxyContin）等阿片类止痛药。在美国，这种合法药物本质上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批准的海洛因毒品。
（译者注：“阿片类药物”，Opioid，包括从罂粟籽中提取的化合物以及具有类似性质的半合成和合成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可以与大脑中的阿片受体相互作用。阿片类药物通常用于镇痛，包括吗啡、芬太尼和曲马多等药物。阿片类药物的非医疗使用、长期使用、滥用和在没有医疗监督的情况下使用会导致阿片类药物依赖和其它健康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约有50万人死于吸毒。其中，超过70%的死亡与阿片类药物有关，超过30%的死亡由药物过量引起。在美国，2010年至2018年期间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的人数增加了120%，2018年美国三分之二与阿片类药物过量有关的死亡涉及合成阿片类药物，包括芬太尼及其类似物。在全球新冠大流行期间，美国报告发生的吸毒过量死亡人数进一步大幅上升，主要是因为涉及合成阿片类药物的用药过量死亡人数迅速增加。）
1999年至2018年期间，有20多万美国人死于处方阿片类药物过量。随着这些药物造成的伤害不断增加，医生不再轻易开出处方，又为非法药物打开了缺口：海洛因和芬太尼，并且后者的致命性更高。当社会混乱，并且生活失去意义时，就给了这些药物渗入社会的可乘之机，并且进一步加剧了自杀和与酒精有关的死亡。
美国大规模的“海洛因合法化”本不应该发生，而且这个现象在欧洲也没有发生。在欧洲，奥施康定等止痛药也是合法的，但对它们的使用主要局限于医院，并且医院专门用于治疗手术后立即出现的疼痛（例如，在髋关节或膝关节置换术后）。相比之下，在美国，一般医生和牙医也在大量开出这些药物，以至于在2010年，向公众开出的阿片类药物足以让每个美国成年人吃上一个月。药品经销商充斥着市场，有时会向只有几百名居民的城镇的药店寄送数以百万计的药片。
当缉毒局试图对这种“毒品”进行管制时，国会议员施加压力，要求撤换负责的特工。国会甚至在2016年通过了一项法案，使对阿片类药物的管控更难执行。1990年代中期，强生的一家子公司在塔斯马尼亚（译者注：Tasmania，澳大利亚唯一的海岛州）种植罂粟，以提供阿片类药物的原料，并避开国际麻醉品管制的漏洞。此后，说客们成功地阻止了美国国防部填补此漏洞的尝试。根据法庭文件，自1995年奥施康定获批以来，拥有普渡制药的萨克勒家族（Sackler family），累计通过销售该药物获得了110亿至120亿美元的利润。与美国不同，欧洲国家尚未允许制药公司“为钱杀人”。
▍遏制“绝望之死”的瘟疫
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能够显着遏制“绝望之死”的瘟疫，并结束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中“异类”的地位。在医疗保健方面，美国需要一个像英国国家健康和护理卓越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那样的机构，持续评估治疗的成本和效益，并有权阻止采用那些效益无法达到成本的治疗方法。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机构来监管美国的制药业，阿片类药物的祸害就不会从美国蔓延出来。
更广泛地说，不受监管的医疗保健市场对社会没有好处。美国应该效仿其他发达国家，提供全民健康保险，并通过一个诸如NICE这样的机构来控制医疗费用；前者很重要，而后者更重要，美国在这两个领域都是全球最糟：然而，一旦美国政府开始干预，不但没有控制医疗成本，而且创造了寻租的机会，这使得成本膨胀，并扩大了不平等现象。-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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