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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5-21 | 来源: 鹿娜的彼岸王国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柴静 | 字体: 小 中 大
拍摄历时五年，走访多国，记录下前圣战分子、政治运动的见证者、战争受害者与移民家庭的故事。她第一次用英语工作，用异乡人的身份进入别人的生命。但她始终坚守一种姿态——不评断、不干预、不取悦观众。她只是问问题，听答案，将故事整理出来，像她过去在《新闻调查》里做的那样。
在一段受访者的话中，一位失去三岁儿子的父亲说：「什么时候人们才开始寻找真相？只能我去做吗？一个死去的三岁男孩的父亲？我受过什么训练呢？」柴静在纪录片里没有回答，但镜头轻轻地停留在她的脸上。那是一张熟悉却更沉静的面孔。她后来说，这句话抽打着她的心——她无法装作没听见。她说：「我是一个欧洲的陌生人，但二十年的职业训练教给我寻找答案。」
这句话，道出了她多年来的执着与选择。即使离开了语言熟悉的土地，即使失去了平台与光环，她仍然在做记者。不是因为有人要求她这么做，而是因为她知道，当有人愿意坦白说出伤痛，记录就是一种回应。正确的事情，也许无法即刻改变世界，但总不能没有人去做。
在新闻工作早已贬值为舆论工具的年代，在许多优秀记者选择沉默、转行、离开的背景下，柴静用《陌生人》回答了我们另一个问题：如果说出真相不再安全，那说与不说之间，我们要如何选择？她的答案，是继续做下去。
五、《陌生人》：她在世界边缘听见的声音
2023年8月13日，柴静在微信视频号「欧洲的陌生人」上发布了自己拍摄五年的纪录片预告片。她的声音和画面再次出现在中文互联网，距离《穹顶之下》已经过去八年。
这段四分三十秒的预告片，没有血腥镜头，也没有挑衅语言。它谈论的是恐怖主义，是一群在欧洲土壤中走向极端的年轻人。柴静站在镜头前说：「恐怖，要靠神秘才能够维持。曝光它，它就会失去所有的控制力。」
这样的说法，并不激进。它既不是控诉，也不是判断，更像是一个记者的工作态度——如果你无法阻止一件事情，那么至少应该弄明白它是怎么发生的。但这样的态度，在当下的中国舆论场中，却迅速遭遇寒流。
不到一个小时，预告片便被平台下架，理由是「影片涉及违规内容」。未曾说明是哪些内容违规，也未曾允许任何解释。下架之后，大量评论随即涌入她七年前的一条旧微博：「应该封杀她」、「女间谍」、「卖国求荣」、「接受西方资金的走狗」。有些言论来自真实用户，有些则明显是经过动员的匿名帐号。
在豆瓣，一位署名「向日葵人生」的用户发表长文，断言柴静「为了获得西方的认可，主动贬低中国人形象」，并将她比作「黄皮白心」的投诚者。影片的第一集尚未播出，关于她「立场不正」、「操弄情绪」、「收受外资」的定论已经占满网页。
这种现象并不新鲜。在当今的中国社交媒体环境里，一旦一个人被贴上「立场可疑」的标签，她的所有过往便会被重新定义。《穹顶之下》当年曾经激起的支持与赞赏，如今也被一笔勾销。「我从来不喜欢她」、「当年就知道有问题」、「她不可能洗白了」——这些话出现在评论区中，成为一种新的道德正确。
但真正令人感到忧心的，不只是这些攻击本身，而是它们来得如此迅速、如此无需证据。纪录片预告片刚刚释出，第一集尚未播出，结论却已经形成。不是针对作品，而是针对人。不是怀疑，而是定罪。不是讨论，而是声讨。
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记者要如何存在？不仅不能说出尖锐的批评，连温和的问题都被视为居心叵测；即便沉默，也会被认为是不够积极地赞扬。在极化与防卫性的语境里，连「试图理解对方」都会被当作背叛。
然而，就在这样的排斥与攻击声中，仍有人悄悄找到那段预告片，并在YouTube下方留言：「得知你还在做新闻，真的太好了。」、「老师还在，这个世界就还有希望。」这些声音微小，但持久。它们不喧哗，也不煽情，只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轻声说了一句：「我们没有忘记你。」
六、封禁与沉默的再度降临
她的书也被下架了。
本月，北京的一家出版公司发出一则简短的通知：柴静的《看见》因「品质问题」即刻停止发行、全面回收。通知没有具体说明所谓的「品质」指的是什么，也没有指出书中哪一部分需要被纠正或删除。就像是一个旧档案，被悄悄地拖进资源回收桶，盖上盖子，不留痕迹。-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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