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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5-05-22 | News by: 凤凰WEEKLY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黄丽茹是潮汕人，十一二岁就没了父亲，很早到深圳打工，谈过一次恋爱就结了婚，之后做起了家庭主妇。婚前，她对性一无所知，电影里的人接吻，她不敢看，把脸别过去；十几岁的时候，她还坚信“跟男人坐在一起会有宝宝”，从陆丰坐车去广州，会把旅行包卡在座位外面死死抓住，害怕自己被男人碰到，“碰到就会有宝宝”；生宋欣前，她以为“小孩是从屁股生出来的”——因为小时候，母亲是这么告诉她的。
直到现在，除了自己的丈夫、弟弟和医生，她几乎没和男性有过任何身体上的接触。
也因此，黄丽茹跟儿子的关系并不亲密。儿子小时候，她因为得过传染性疾病，担心传染给儿子，所以即便抱他，也不会用正脸去贴。很多年后她反思，觉得自己“笨得要死，很无知”，“宋辰觉得为什么人家的妈妈会抱抱亲亲，我妈妈却不会。因为我思想就是这样的啊，这让他觉得一点儿亲切感都没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孩子很晚熟，而且受到伤害了我们也不知道，也不懂。”
“我们小时候想亲近妈妈，但她有时候状态很奇怪，不知道怎么和她相处。”宋欣回忆。她分析，可能由于父亲出轨以及夫妻日常沟通中的傲慢与打压，导致母亲长期处于不安和压抑之中，从而无意识地将孩子当作了情绪发泄的对象。
宋辰当然也不明白自己遭遇了什么。
初中以前，他没从学校和家庭中接受过任何性教育，“连大人都羞于启齿，你还指望一个小孩子从哪里得到这些教育呢？”直到初三，有了自我意识，他才隐约觉得“不对劲儿”。但他总记得，宋金宇当时说，“不要告诉别人”。儿时的经历告诉他，必须听话，不听话就会被大人打骂，于是他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
即使在饭桌上讲出来后，宋辰也没有过多考虑自己的状况——他当时的念头是，“不要告诉爷爷”，他担心爷爷身体承受不了；他也在乎别人的看法，怕影响到家族的颜面。
45次心理咨询
不同于父亲的回避和母亲无济于事的“驱邪”，彼时的宋欣陷入了自责。她愧疚于自己的失职，“没有做好姐姐的角色”，以及开始想要为弟弟做些什么。
家族里向来重男轻女，作为长姐，宋欣很早就习惯了父母把关注和资源倾向弟弟，也默认了这种“男孩优先”的家庭秩序。两人小时候虽然睡上下铺，但关系并不亲近。回想起来，宋欣总觉得自己应该更早一些发现弟弟处在“缺乏安全感”的状态中——比如他总担心单车被偷，坚持要上两个锁；出门会随身带一把开了刃的蝴蝶刀防身；有一晚一起睡觉时，弟弟突然来抓她的手，宋欣觉得男孩子这样有点儿“娘”，于是松开了。
得知宋辰的遭遇后，宋海江不是没有变化。他第一次主动参加了儿子学校的家长会，有空也会接送他上下学。但宋欣觉得这些不够，她开始在大学里留意性科普相关讲座，带宋辰一起去听。她还辅修了心理学，学习有关心理创伤相关的知识。看到有关性侵的文章，比如韩国电影《熔炉》的影评，房思琪相关新闻，林肯公园主唱（儿时候曾遭遇过来自成年男性的性侵）自杀的消息，她都会转发给父母，希望他们意识到宋辰的遭遇并不是简单的“玩玩而已”。她试图说服父母，要让宋辰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
可父母觉得一次 2000块的心理咨询太贵，在宋海江看来，心理咨询就是坐在咨询师面前哭诉抱怨，没什么用。
宋欣花了几个月沟通后，一家人终于在2016年10月在深圳市春风应激干预服务中心尝试了家庭形式的心理咨询。在咨询师的观察下，他们聊开了宋辰的遭遇，那之后，宋辰的状态似乎有些好转，不像之前那般抑郁和易怒了，于是他开始接受长期咨询。父母有时会陪着一起，但这总使得咨询过程变成相互埋怨。场景通常是这样：聊到宋辰的状况后，咨询师请父母发言，宋海江开始讲自己在外打拼都是为了这个家，却得不到家人的理解；黄丽茹会在这时哭起来，说自己也很不容易。咨询焦点因此变得模糊。
最差的情况是，诉苦变成指责，再升级为吵架。之后，父母开车离开，姐弟俩坐地铁回家，几天内彼此不再讲话，冷脸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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