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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5-29 | 来源: 观察者网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哈佛 | 字体: 小 中 大
首先是精英人才的培养路径。从总统、最高法院大法官，到媒体主编、跨国公司高管，其校友网络与国家治理、资本力量之间高度耦合。
其次它们在话语生产上具有决定性影响力。无论是政策研究、社会议题还是文化标准，这些高校的学者与研究机构通过期刊、智库、主流媒体专栏等形式构建着“可被讨论”的议题边界，并赋予某些观点以正当性。
再者，作为全球留学生(专题)最集中的学术机构之一，它们也承担着“美国价值观”的对外传播角色，间接塑造着国际社会对美国制度与文化的认知框架。
这种结构性优势并非一日之功，而是与冷战时期美国对全球意识形态输出的需要、战后科学研究体制的集中化、大型慈善基金会的持续资助等因素密切相关。在长达数十年的制度性累积中，自由派高校逐渐成为美国“软实力”的核心节点，也是美国精英阶层与公共理性之间最重要的桥梁。因此，当特朗普政府试图对其施加制裁或削弱时，所引发的抵抗与反弹，并非只是学界与政府之间的政策分歧，而是对美国自身知识体制权力结构的深度触动。
权利和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哈佛大学起诉特朗普政府的另一项诉讼，挑战特朗普政府之前宣布冻结其约30亿美元联邦研究资金的决定，该案的听证会定于2025年7月举行。
哈佛是一所私立大学，其资金来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联邦政府的科研资助、学生贷款计划与政策性教育项目。从生物医药到人工智能，许多哈佛实验室依赖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联邦拨款维持前沿研究，而本科生及研究生也大量依靠联邦提供的助学贷款和奖学金。
根据官方数据，哈佛大学在2024年财年，联邦资助的研究经费总额为6.86亿美元，占该校所有受资助研究收入的约68% 。但总体而言，联邦资助的研究经费占哈佛总运营收入的11%。
这使得哈佛虽然在名义上具备制度自主权，但在行政资源、资金安全与政策导向上，却始终处于一种“既自主又依赖”的微妙关系中——既代表学术自治的象征，也难以完全脱离国家权力的制度框架。
原则上，联邦政府对科研资助和学生补贴拥有一定裁量权，私立大学并非有享有固定拨款的制度保障。政府可以选择不资助某个机构，但不能因其理念或立场而“选择性撤资”，因为一旦这种权力被用于“政治性打压”或立场歧视，就将构成对大学言论自由的侵犯。
哈佛正是以此为由提出申诉。如果哈佛能证明政府这些行政措施并非出于管理或程序考量，而是因为哈佛的自由派倾向对其打压，政府就可能因为违宪而败诉。
类似的案例有：2001年的德克萨斯州“艾斯派兰萨和平与正义中心案”，法院裁定当地政府因该组织的左翼立场撤销拨款，构成“观点歧视”，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该案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政府虽有财政裁量权，但不得因政治立场而选择性撤资。哈佛若能举证联邦政策带有类似动机，理论上有望获得宪法支持。
不过，和第一项诉讼一样，政府对哈佛是否构成违宪打压，最终仍取决于一个关键问题——哈佛能否举证“政治动机”的存在。
在以程序正义为审判核心的联邦司法体系中，法院通常对“动机不纯”的认定极为审慎，更倾向于基于程序与证据本身做出判断。这也意味着，即便舆论认为这是一场自由派与保守派之争，最终能否获得法律胜利，仍取决于证据与程序。
上诉之路，第一巡回上诉法庭的政治光谱
联邦地区法院的裁决之后，鉴于双方都非常强硬，预计一定会上诉，这就意味着，本案将顺理成章地踏入美国联邦诉讼体系的“第二层”。
美国的联邦诉讼体系一般分为三层：第一：地区法院（District Court），负责事实审理；第二：巡回上诉法院（Circuit Court），负责程序复核与法律判断；第三：联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只受理极少数具有全国性指导意义的案件。
简言之，可以类比为三层结构：初审法院、复审法院与终审法院，分别负责事实查明、法律审查与最终裁决。
因此，在美国，重大争议性案件常常会经历“三级跳”。本案在联邦地区法院裁决后，可以预见败诉方会提起上诉，案件将进入第一巡回上诉法院。而最终是否进入最高法院，将取决于巡回上诉法院能否形成清晰的裁判逻辑——从目前来看，进入最高法院的前景几乎不可避免。
美国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设在波士顿(专题)，负责马萨诸塞州及新英格兰地区的司法复审。-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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