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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6-02 | 来源: 颜昌海 看中国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蒋介石 | 字体: 小 中 大
为营救牛兰夫妇，中共保卫部门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上海站迅速共同制定了计划，由潘汉年和该站工作人员哈尔德·左尔格共同负责。宋庆龄于1931年7月因母丧自德国回国，8月13日到达上海。没过几天，即接到几个德国亲共人物来电，要求她设法营救牛兰夫妇。蔡特金在电报中说：“因为您是伟大的孙逸仙理想的真实的承继者，我希望你会热心地救援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局的工作人员。”蒋介石日记表明，宋庆龄曾于当年12月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提出以遣返留俄的蒋经国作为释放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
蒋介石曾担心拒绝宋庆龄的建议，会导致苏方加害于蒋经国，不过为了国家利益，他还是坚决的拒绝了。但在蒋介石日记中有云：“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足以见他盼望子归的心情。同年12月，苏共通知蒋介石，蒋经国“不愿”回国，蒋介石一面感叹“俄寇之诈伪未已”，一面则自觉“泰然自若”。直至1937年3月，斯大林急需中国拖住日本，苏联缓解了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蒋经国才携妻儿返国。
1932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审讯牛兰。7月2日，牛兰以绝食相抗。宋庆龄在此期间为牛兰夫妇频繁活动。次年1月12日，因屡次坚持绝食的牛兰夫妇已濒临死亡边缘。宋庆龄再次致电汪精卫等：“君等若始终不欲牛兰夫妇复食，不应允渠等之要求，则全世界革命舆论、自由主义舆论者皆将指牛兰夫妇之死为国民党所预谋杀害，皆将指此种谋杀仅与希特勒之野蛮残酷差可比拟。”电发，没有任何反应。直到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牛兰夫妇才得以趁乱逃脱。可见，蒋介石始终没有同意莫斯科方面通过宋庆龄提出的以蒋经国作为交换的条件。
三、对教育事业重视
蒋介石一生对教育事业重视，有许多事例。比如马一浮是民国新儒家三大代表之一，曾自费到今南洋群岛考察，对闽人办的“道南学堂”颇为赞赏。此后，他在与弟子寿景伟、刘百闵等的通信中，流露出想找一处山水胜处，创办一所古典式书院的想法。后弟子们将马的这一愿望辗转传达到国民党最高当局。蒋介石决定在四川乐山县的乌尤山上开办书院。赴川前，马一浮提出，书院必须是完全属于社会性的纯粹学术机构，讲学不受政府干涉：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祭奠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在办学经费上，马一浮当初的设想是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捐赠，为书院修建房舍，购置田产，使书院能经济独立，自给自足，但国民政府只同意拨给一笔3万元的开办经费，以后按月给付经费3000元。如此一来，书院“与普通私立学校请官款补助无异”，会受制于政府。但蒋介石、陈立夫“始终以宾礼相待”。
1936年，蒋介石约见著名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竺可桢，希望他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提出了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这三条都得到了蒋介石的允诺，于是竺可桢走马上任。前二条国民政府基本兑现，但他却一干就是十三年，以“求是”为校训，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必须培养“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专门人才”的主张。到1949年竺可桢离任时，浙江大学已建成“东方的剑桥”。
与前面两位相比，史学大家陈寅恪的名气似乎更大。他被称为500年才出一个的教授，蒋介石称他为国宝。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陈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与马一浮和竺可桢一样，他也曾跟官方开列过条件，不过不是三个，而是两个。195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准备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其中第二研究所为中古研究所。当局决定邀请陈寅恪北上做该所所长。但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了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是“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结果可想而知。于是，陈寅恪未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
马一浮、竺可桢和陈寅恪都是各自学科的权威大家，当局都看好他们的才和名，他们也都向官方抛来的橄榄枝开出过条件。这些条件的具体内容尽管有别，但本质都是要当局保证自己的学术自由，而结果却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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