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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6-03 | 来源: 大纪元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1979年，经济学家于光远发现了杨小凯的才华，将他推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80年，杨小凯移居北京。自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
1982年，他获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88年，他完成博士学位，旋即接受耶鲁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职位。同年，他移居澳大利亚，加入莫纳什大学经济系，开始了学术生涯的巅峰。
在莫纳什大学，杨小凯迅的研究聚焦于新古典经济学，特别是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这一理论成为他学术生涯的巅峰之作。他也因此名声大噪，1993年晋升为教授，并于2000年成为经济学个人讲席教授。
在代表作《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中，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突破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框架，重新利用了分工的无形效应，被认为不仅现代化了斯密的分工思想，还开创了其向国际贸易、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领域的拓展。
他的理论受到很高的国际赞誉。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称他为“世界上最具洞察力的经济理论家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更盛赞：“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经济学研究正在莫纳什大学进行，由杨小凯完成。”
敲响“后发劣势”警钟 提前20多年年预见中国走向
杨小凯的另一大贡献是“后发劣势”（dis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理论，挑战了流行的“后发优势”观点。当时，许多学者（如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迅速赶超。然而，杨小凯在研究晚清企业和中国经济史后指出，技术模仿虽能带来短期增长，却无法弥补制度缺陷。如果没有民主宪政和市场化改革，技术驱动的增长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导致腐败、官企膨胀和私企倒闭。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举国振奋。但就在这一年，杨小凯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演讲中警告：“中国若不进行制度改革，经济增长将不可持续，最终陷入深渊。”他在自传中写道：“真正的后发优势不是技术模仿，而是制度兴国、民主宪政兴国。”
2002年和2003年，他两度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理论不仅影响了学术界，也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智力支持。
杨小凯从未忘记对中国改革的关注。狱中的反思，让他从极左派转变为民主宪政的倡导者。他呼吁去中心化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私有化，批评“科教兴国”的口号，主张“制度兴国”。他的勇气源于他的信念：没有制度的保障，经济增长只是空中楼阁。
信仰照亮新学术观 领悟现代化的目标
2001年，杨小凯的人生迎来转折。他被诊断出肺癌，生命进入倒计时。同年，女儿晓希被确诊脑瘤，却奇迹般痊愈，并在基督教朋友的见证下皈依基督教。
受女儿的影响，杨小凯开始反思人生。他在自传中坦言：“我曾是一个以事业为中心的人，忽视家庭，内心充满仇恨。”——当然我们都知道，他心中的仇恨价值观，应该是他自幼受到了中共思想的潜移默化。
杨小凯开始重新审视成功的定义。2001年夏天，他接受基督教信仰，第二年受洗加入英国圣公会。
信仰不仅带给他内心的平静，也影响了他的学术观。他在2003年的第二份见证中写道：“现代化的目标不应只是经济增长，而是道德和信仰的回归。”他开始质疑世俗的进步叙事，认为真正的幸福源于家庭和神。
未尽的回响 张维迎和林毅夫的世纪辩论
2004年7月7日，杨小凯因肺癌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5岁。他的逝世震动了全球经济学界和华人知识界。
然而，杨小凯的影响却历久弥新。特别是他的“后发劣势”理论，随着中国经济放缓，显得越发具有预见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逐渐依赖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私营经济面临挤压，腐败问题日益严重。许多学者和评论家回望杨小凯的警告，感叹其洞见之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杨小凯的人生和学术理论，并且将他的预言称为“一语成谶”，认为中国若不推进制度改革，可能陷入他所预测的“深渊”。
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也持续成为中国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尤其体现在了林毅夫与张维迎的辩论中。这不仅是学术交锋，更是对中国未来道路的深刻探讨。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创始人，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倡导“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后发优势，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和技术模仿实现赶超。他以中共改革开放的成功为证，指出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引导中的关键作用。-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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