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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6-04 | 来源: 看中国 | 有2人参与评论 | 专栏: 六四事件 | 字体: 小 中 大
1988年8月，我们双双去了一趟澳大利亚。经过香港时，励之又完成欠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黄林秀莲学人”的邀请计划。用这些收入，我们买了计算机；热情的澳门银行家，为酬谢我们在澳门的访问、演讲，给计算机配齐了打印设备。
这样，如我们所期，这个家也是我们的工作室。我布置了书房，有围在墙壁、顶天立地的书橱，有研究生讨论的地方，有较多人聚会的场所。我们原打算在这里好好做一些教学和科学研究。励之不只一次向他的研究生和同事说：“等中国的计算机系统可以和世界联网之后，出国不出国就没有差别了，我还不愿意把时间化在路程上呢！”建家等了十八年
1988年底，我以超工作量完成教学；励之的论文数量、质量在天文台都位居第一。我们拿到一笔年终奖金。用这笔钱，买了中等的化纤地毯，只够铺一半房间的地面。那天，正逢几位年轻人来，看我们在冷风里忙上忙下，就七手八脚帮忙铺好。这样，客厅立即显得明亮而雅致了。
的确，作这样的投资，我们是想找回那些失去的时间，延伸我们的工作时限和工作领域。
因为，自从我们在风雨飘摇中，在北大校园学生区16楼建立了那小小的家之后，算是安安顿顿地在一起过了整整八年。此后就劳燕分飞，天各一方。每年的“探亲假”十二天，有时还要分头去看孩子，再相会。近几年，他因开会、因事回家，相聚的时间多一些；我们又尽量把讲学、出国的机会安排在一起，朋友们也帮忙促成。但是，总不像有个家。这次我们算真有一个可以工作、倾谈、可以无言相对的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了。
等了十八年，重建这个家，十八年后的时间分外可贵。我们几乎每天工作到深夜。埋头工作的同时，我们有自己生活的原则，我们有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这促使1989年初，在大雪纷纷的年假日，励之起草了给中国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期望以此使中国迎来一个和谐、繁荣的四十周年。这也促使我们在接到美国总统Bush的2月26日晚宴的正式请帖之后，欣然前往。
看来，这样的生活也是不允许的。1989年2月26日，布什晚宴我们受阻，就是一个讯号。之后，出现了更多的异样：
比如，不止一次有陌生人打电话到我家，说找派出所或公安分局；也有我们的朋友从飞机场向我家打电话，却由派出所或陌生人接了去。有时，突然电话铃响，只要我们两人之一去接，报了名字，马上对方就挂断。监听、跟踪不断
又比如，我习惯清晨锻练身体；在新居附近清冷而光秃的马路上，人们此时总是行色匆忙，但多次有一位壮实的男子守在楼角正对的街口了望，眼光随着我穿过横街。电话被窃听，我们早就知道，作得如此露骨，则是近来的变化。干事人的笨拙和疏忽，想来不至如此；这已超出特工的需要，只能解释为有意恫吓。
在清冷而冷清的街角伫立、观察如我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教师，只能解释为认人。
再有一件事，当时引得我大笑不止。本区居民委员会在楼口守候我好几天，问开电梯的小泵娘、问我的儿子。终于在四月十一日晚，几位自称居委会的家庭妇女样的人找到我家，一定要开门进来。
晚上，我们需要安静地工作，少有不速之客。在她们大声申明“有公事”情形下，只好请进。进门之后，仔细看了我的家和我，问明我的确是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说是来要我“作计划生育计划”的，叫我填表。我听了大笑说：“不用作什么计划，我有两个大大的儿子，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们可以放心！”她们还盘问我另一个儿子的去向，我一一回答，笑着把她们送走。
这个当时被认为笑话的事，其实已经露出破绽，只不过没有引起注意。因为，我家的户口没有迁到这个区，还在北大。共产党统治下的户口管理严格，城市居民紧紧地束缚在户口本上，愈是切身不可缺的东西，就愈密切地联系于户口之上。我每月只能到北大领取镑种必须的票证，要在北大买米、买粮、买各种定量的供应品。
好在我在北大工作，而所有的商店几乎像学生一样上、下班，我从北大回来，不一定能赶上本区的供应时间。一切“公务”在北大办不会给我带来不便。但是，本区居委会的名单上绝不会有我家，结论只能是，她们是受命来对我进行核对，并近距离仔细认人的。
事实愈来愈明显，我们在中国政府的“另册”中，已经又“升级”了。为了不使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以学生为主的中国民主运动，背上我们的“黑锅”，我们自始至终都小心地避开。
毋庸讳言，我们是支持学生的民主、自由要求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学生是有影响的。我们所说，既有逻辑，也合乎情理；我们所做，既不是为了狭隘的私利，更没有超出宪法允许的范围。-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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