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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6-12 | 来源: 极昼工作室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胡立玲的咨询室，窗外是成片的农田。讲述者供图
在这里，心理咨询仍是个新鲜事物，很多人并不了解它到底是做什么的。最初听说她要开咨询室，家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你要接‘疯子’？”
这样的误解在咨询室里也不少见。一些心理健康、但家长认为需要“管教”的孩子也会被送来，成绩不好、尿床、性格磨蹭……哪怕只是抽了根烟，都足以引发一次“心理干预”。家长期待心理咨询师能像老师一样，给孩子们“好好上上课，开导开导”。
还有一些人干脆把心理咨询当成了医生看诊。孩子情绪崩溃了，家长打来电话问：“吃点什么镇静药好？”医院里没能治好的重度脑瘫孩子，被家属送来，指望心理咨询“能管点用”。但他们不知道，心理咨询不具备治疗能力。
除了孩子，咨询室往来最多的还有妈妈们，县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依旧普遍，她们常常坐立不安，屋里来回走动。一些留守儿童家庭，陪伴的常是爷爷奶奶，讲着浓重的方言，普通话说得磕磕绊绊。
在江西吉安市安福县做了三年心理咨询后，戴卫平发现了县城来访者和城市的明显不同。他曾是上海某三甲医院心理科的咨询师，有13年心理临床经验，2021年辞职回到家乡，开设独立的心理工作室。
在上海，他接触到的青少年多是因亲子关系紧张、原生家庭创伤等问题而来；回到县城后，他发现，困扰孩子们的更多是校园人际关系、网络成瘾和繁重的学业压力。每年开学季和升学季，咨询室的来访明显增多，他听过太多孩子的诉苦，“读书太难了，我怎么努力，成绩都上不去”，“每次听默写，老师问问题我就发抖”。
在他看来，这是因为县城长期以来只用成绩评判孩子，读书也容易被当成通往“出路”的唯一跳板。
每到年底，外来务工人员返乡，戴卫平在上海最清闲的时候，如今成了他最忙的阶段之一——人们回到县城，家庭成员距离拉近，最考验亲密关系，问成绩、问工作、催婚催育，平时被搁置的矛盾集中爆发。
今年的除夕他也没能闲下来。晚饭刚吃完没多久，就急匆匆赶往工作室。两个原本约在几天后的来访者临时联系他，情况紧急，一天都不能等了。
戴卫平所在的安福县。讲述者供图
那五个孩子是在同一周内陆续出现的。今年春天，他们先后来到戴卫平的咨询室，都是十来岁的年纪，脸上还带着稚气。他们坐下，卷起袖子，露出一道道细密的、新旧交错的伤痕。即便从业十余年，这一幕依然让戴卫平觉得触目惊心。
戴卫平说，县城条件落后、心理健康知识滞后，来访者往往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除了轻微的情绪困扰，相当一部分人情况已经很严重。因为在这里，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情绪问题在初期常被简单归结为“作”“没事找事”。长期拖延、忽视之下，很容易发展成极端。-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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