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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6-12 | 来源: 极昼工作室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陕西渭南大荔县的心理咨询师贺晓萌至今仍记得那个让她心疼、却又无能为力的来访者。那个孩子是主动找来向她求援的，初见时孩子心理问题还不算严重，贺晓萌试图联系家长，但并没有得到对方重视——孩子成绩不错，在他们看来，花钱做心理咨询没什么必要。
一年半后，孩子再次出现在她的心理咨询室时，情况已经恶化许多。这一次，父母终于同意让他接受咨询。但过程始终断断续续的，只要状态稍有起色，能够恢复日常学习，咨询就会被暂停。
贺晓萌最后一次接到孩子的信息，是他从精神病院发来的，孩子的心理问题愈发糟糕、反复，父母也对他失去了耐心，最终走向失控的地步。
县城家长对孩子情绪的忽视，在宋祎禛看来，并非出于冷漠，而是不懂得如何回应。“很多80年代以前的一代人，普遍缺少情感养育的经验，（遇到问题）只能看见对错，看不见情绪。”
其实，包括宋祎禛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也疏忽了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她成长在一个控制感极强的县城家庭，母亲严厉，父亲脾气暴躁。为了避免冲突，她早早学会察言观色，做一个听话、懂事的“乖孩子”，高考志愿是父母帮她填的，妇产科医生的工作也是遵从了父母意志。被推着走的生活一直持续到30岁，她突然产生了强烈的迷茫和焦虑，发觉自己的人生就像一列被别人设定轨道的列车。当她把这些困扰向身边人倾诉，并没得到理解，连丈夫也认为她是“闲得没事瞎想”。
这些困惑与痛苦，成了宋祎禛走近心理学的起点。她自学了心理学，后来辞去做了八年的妇产科医生的工作，转行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宋祎禛说，这是她四十多年来为自己的人生做过的最重要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在县城创业，是因为这里是她最熟悉的地方。
只不过，县城主动寻求心理帮助的成年人仍然是极少数。受生活水平和消费观念的影响，大多数成年人只有在情绪濒临崩溃、实在“扛不住了”时，才会走进咨询室。
宋祎禛的心理咨询室一角。图源讲述者
那位患有恐惧症的女性来访者，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她刚坐完月子，穿着睡衣走进咨询室，头发油腻打结，皮肤上蒙着一层黑垢——不是因为邋遢，而是她害怕水。整个产后月子，她一次澡也没洗过。
她害怕的不只是水，连小猫小狗都能引发她的惊恐反应。生育之后，这些症状明显加剧，严重影响了她的日常生活，丈夫最终也选择离婚。
考虑到她的经济状况，那次咨询宋祎禛并未收费。只对她的恐惧情绪进行了初步的安抚和干预。其实，她的状况需要长期支持和深入处理。但得知收费标准后，女人没有再回来。
这是许多心理咨询师都觉得无力的部分：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往往也最难承担起心理咨询的费用。
现实的限制也压缩着这些心理咨询师的生存空间。戴卫平来到县城后，将咨询费从在上海时的1100元降到300元，对家庭困难的来访者，只象征性收取费用。即便如此，系统、持续地接受心理咨询，对很多家庭来说仍是一笔沉重的开销。
三年前，他从医院辞职，决定回老家执业时，身边同行都劝他慎重。那时他快五十岁了，厌倦了城市快节奏的生活，他其实挺喜欢在县城的这几年，日子平平静静，有了充裕的个人时间，能陪伴家人，闲暇时还能打理菜园子。虽然线下来访不稳定，靠线上咨询也能维持工作室的运营。
只是到了今年，情况变得更难了。经济不景气，戴卫平听到不少外地同行关门的消息。3月，他把工作室从县城搬到了附近的地级市吉安，这里离家不远，还能辐射更多乡镇，也意味着更多的客源。心理健康观念的普及是个漫长的过程，他还想坚持坚持，等待改变慢慢发生。-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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