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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6-22 | 来源: 知识分子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一方面是延续和承载上一代期待的男性，另一方面是拥有更多自主选择的女性。当两者之间的期望落差不断扩大，生育决定变得更难达成一致。
戈尔丁利用OECD数据统计的结果显示，经历快速而突然的经济增长，以及大量人口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迁移的国家，生育率急剧下降。其下降幅度远超过那些经历更持续增长且没有大量国内人口迁移的国家。增加10个国家的数据样本后，这组关系依然成立。
那么，第一组国家的情况又如何？它们的经济增长更为平稳，生活水平代际提升的节奏更缓但更持续。即使经历了战争与经济萧条，每一代人生活条件的改善依然保持了相对连贯的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庭内部观念的更新也更渐进。父母对子女的期待，与他们自身的成长经历并未出现根本性脱节。代际之间的张力较小，性别之间在婚姻与生育上的分歧也更容易被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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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的家务劳动
在许多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女性生育意愿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并非源自经济压力或育儿成本本身，而更直接地与“时间”有关。照顾孩子、料理家务所需的大量时间，往往难以被外包或用技术替代，最终多由女性承担。
戈尔丁发现，在经济增长更为迅猛、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更剧烈的国家，女性在无偿家务与照护劳动中所承担的时间明显多于男性，且这一性别差距比其他国家更为突出。
她引用经合组织（OECD）在2009至2019年间的时间使用调查数据，发现在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国家中，男性和女性在无偿家务与照护劳动上的时间差距显着更大。例如，日本男女在家庭劳动上的日均时间差为3.1小时，意大利为3小时，而其2019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36和1.27。相比之下，瑞典和丹麦的时间差距仅为0.8和0.9小时，其生育率则保持在1.7左右。
戈尔丁发现，当育儿工作主要由女性承担时，妻子相比她们的丈夫会想要更少的孩子。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取决于女性受教育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速度，与男性在家庭中承担照护角色的变化之间是否同步。国家总生育率与家庭和照护时间的性别差异之间的相关性很强。
即便家庭内部的代际与性别冲突在一代人之后逐渐缓解，生育率也未必会自动回升。经济激励能拯救生育率吗？目前看来效果是不够的。尽管韩国政府努力提高出生率，但经济激励措施并未改变家庭内部分工。
戈尔丁在论文中指出，虽然韩国有着陪产假政策，但由于职场和文化压力，很少有男性休此假期，导致女性仍然承担了大部分育儿责任。长时间的工作和僵化的企业结构进一步劝退了职业母亲扩大家庭。
如果育儿责任能在伴侣之间实现稳定地分担，在养育子女上共同投入时间与资源，那么两性在生育意愿上的差距就会缩小甚至消失。这需要男性更多投入精力在家务和照护上，但这种承诺往往难以单靠个人意愿维系。
戈尔丁指出，承诺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规范是否将照护责任视为双方共同承担的义务。在一些国家，公众的普遍期待育儿需要父母双方投入，任何一方不投入，都可能面临对家庭不够负责的谴责。这种文化氛围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北欧国家能在高生育率与高女性就业之间实现相对稳定的平衡。
“养育孩子需要时间，这个时间既难以外包，也难以通过技术手段来替代，”戈尔丁在去年秋天欧洲央行年度研究会议上的演讲中说道，“因此，生育率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随着女性更多进入劳动力市场，男性是否愿意在家庭中承担更多事务，尤其是在家中有孩子的情况下。”
“如果男性不这样做，女性就只能被迫在其他方面做出牺牲。”戈尔丁说。-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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