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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6-28 | 来源: 海边的西塞罗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金庸 | 字体: 小 中 大
一片尊崇与纪念中，说点不合时宜的话。
昨天的文章《男人们热捧的《捞女游戏》，为啥被女人们骂封了》发的晚，发完之后发现出了的不大不小新闻——“香港(专题)四大才子”中的最后一位蔡澜也离世了，网上不少人都在写悼念和追忆的文章，与其说是追忆蔡澜，不如说是在追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或者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我们的文化青春期。
余生也晚，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港台文化热，我只模模糊糊的记了个尾巴。对于金庸、倪匡、黄沾、蔡澜这“香港四大才子”编的剧、写的歌，没有父辈、兄辈那么深的感情和同年回忆，实实在在的讲，这大约就是我与六神磊磊兄最大的差距所在，别看他只比我年长不到十岁。
但这十年，在我们各自的童年时代，错过的是全体中国人有共同回忆的文化青春期，在我们成年后，错过的又是公众号高速发展的黄金期。里外里就差出了不老少，所以他能够带着自己回忆和感动、入情入理的写金庸并受欢迎，我则不能，一代人果真有一代人的命运。
但我是学历史出身的，用历史学工具纯理性的去分析上世纪末香港的文化繁荣期和对大陆文化市场的席卷，我觉得香港的文化繁荣和我们各自的命运一样，也首先是一个“赶上好时代”的问题。上世纪下半叶，无论大陆还是我国台湾(专题)，都经历过相当长时期的“特殊年代”，这些特殊年代对文化人是痛苦的，海峡两岸都有着无数多的创作和言说禁忌不能触碰，文化市场不能繁荣，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也就没有应有的地位，两岸的文化同时陷入了凋敝。而恰在同一时期，香港因为它当时的特殊身份，中文文化创作上可以说是百无禁忌，于是吸引了大量的文化人“润”到那里去搞文化创作，金庸、倪匡、黄沾、蔡澜这所谓的“香港四大才子”，其实真细究起来没有一个是香港本地人，都是父辈或者自己在很浅近的时代因为不同缘由来到这座城市的。中国的香港在那个时代，有点像文艺复兴时欧洲的佛罗伦萨，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们不是因为这座城市有多么“人杰地灵”才幸运的出生于此城，而是因为当地在欧洲独一的自由创作空气才跑到这个城市里讨生活——毕竟在欧洲当时的其他地方，敢把圣像画创新性的画成他们那个样子，不仅缺乏买家、生活难以为继，甚至是有被愚夫愚妇们推上火刑柱的风险的。
于是中国香港的文化在那个时代爆发，金庸、倪匡、黄沾、蔡澜这些文化人，在写报纸评论、杂文之余，给电影公司写写剧本、歌词讨生活，并意外的凭此走红、致富。再然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开放。其实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至少在文化上，所谓的开放依然是存在不少禁忌和壁垒的，美国、欧洲乃至日本(专题)的很多文化思想和文化元素与当时的大陆国人隔阂太久且不互通，说多了还怕被人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对，这种词当时就有）。与之相比，香港是当时离大陆不仅地理上，也在文化上最近的一个区域。像金庸、倪匡这些“才子”甚至本来就是大陆人，乡音都还没怎么改，他们笔下写的小说，填的词曲，无论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还是“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再或是蔡澜点评的那些川菜鲁菜，跟我们是那样的近，所以想作文化引进，一步就跨过去了。更兼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也爱看香港电影，引进几部港片在政治上也绝对安全。于是才有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文化热。“四大才子”走出了香港，在整个华语文化圈扬名。
但是，不可否认，香港的文化繁荣在盛名之下其实也始终是一种有问题的繁荣。直言不讳的说，香港文化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肤浅和通俗，就像刚刚去世的蔡澜先生一样，见识广博，琴棋书画、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什么都作、什么都懂、什么都写。但你说他的笔锋有多么深刻、思想有多么卓绝么？恐怕未必，作者自己游戏文字，读者们读个乐、看个乐，也就仅此而已罢了。-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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