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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6-28 | 來源: 海邊的西塞羅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金庸 | 字體: 小 中 大
壹片尊崇與紀念中，說點不合時宜的話。
昨天的文章《男人們熱捧的《撈女游戲》，為啥被女人們罵封了》發的晚，發完之後發現出了的不大不小新聞——“香港(专题)肆大才子”中的最後壹位蔡瀾也離世了，網上不少人都在寫悼念和追憶的文章，與其說是追憶蔡瀾，不如說是在追憶自己的青年時代，或者說上世紀八九拾年代，那個我們的文化青春期。
余生也晚，上世紀九拾年代的港台文化熱，我只模模糊糊的記了個尾巴。對於金庸、倪匡、黃沾、蔡瀾這“香港肆大才子”編的劇、寫的歌，沒有父輩、兄輩那麼深的感情和同年回憶，實實在在的講，這大約就是我與六神磊磊兄最大的差距所在，別看他只比我年長不到拾歲。
但這拾年，在我們各自的童年時代，錯過的是全體中國人有共同回憶的文化青春期，在我們成年後，錯過的又是公眾號高速發展的黃金期。裡外裡就差出了不老少，所以他能夠帶著自己回憶和感動、入情入理的寫金庸並受歡迎，我則不能，壹代人果真有壹代人的命運。
但我是學歷史出身的，用歷史學工具純理性的去分析上世紀末香港的文化繁榮期和對大陸文化市場的席卷，我覺得香港的文化繁榮和我們各自的命運壹樣，也首先是壹個“趕上好時代”的問題。上世紀下半葉，無論大陸還是我國台灣(专题)，都經歷過相當長時期的“特殊年代”，這些特殊年代對文化人是痛苦的，海峽兩岸都有著無數多的創作和言說禁忌不能觸碰，文化市場不能繁榮，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也就沒有應有的地位，兩岸的文化同時陷入了凋敝。而恰在同壹時期，香港因為它當時的特殊身份，中文文化創作上可以說是百無禁忌，於是吸引了大量的文化人“潤”到那裡去搞文化創作，金庸、倪匡、黃沾、蔡瀾這所謂的“香港肆大才子”，其實真細究起來沒有壹個是香港本地人，都是父輩或者自己在很淺近的時代因為不同緣由來到這座城市的。中國的香港在那個時代，有點像文藝復興時歐洲的佛羅倫薩，達芬奇、米開朗基羅們不是因為這座城市有多麼“人傑地靈”才幸運的出生於此城，而是因為當地在歐洲獨壹的自由創作空氣才跑到這個城市裡討生活——畢竟在歐洲當時的其他地方，敢把聖像畫創新性的畫成他們那個樣子，不僅缺乏買家、生活難以為繼，甚至是有被愚夫愚婦們推上火刑柱的風險的。
於是中國香港的文化在那個時代爆發，金庸、倪匡、黃沾、蔡瀾這些文化人，在寫報紙評論、雜文之余，給電影公司寫寫劇本、歌詞討生活，並意外的憑此走紅、致富。再然後上世紀八拾年代大陸開放。其實我國改革開放之初，至少在文化上，所謂的開放依然是存在不少禁忌和壁壘的，美國、歐洲乃至日本(专题)的很多文化思想和文化元素與當時的大陸國人隔閡太久且不互通，說多了還怕被人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對，這種詞當時就有）。與之相比，香港是當時離大陸不僅地理上，也在文化上最近的壹個區域。像金庸、倪匡這些“才子”甚至本來就是大陸人，鄉音都還沒怎麼改，他們筆下寫的小說，填的詞曲，無論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還是“滄海壹聲笑，滔滔兩岸潮”，再或是蔡瀾點評的那些川菜魯菜，跟我們是那樣的近，所以想作文化引進，壹步就跨過去了。更兼當時的國家領導人也愛看香港電影，引進幾部港片在政治上也絕對安全。於是才有了上世紀八九拾年代的香港文化熱。“肆大才子”走出了香港，在整個華語文化圈揚名。
但是，不可否認，香港的文化繁榮在盛名之下其實也始終是壹種有問題的繁榮。直言不諱的說，香港文化最大的問題在於它的膚淺和通俗，就像剛剛去世的蔡瀾先生壹樣，見識廣博，琴棋書畫、酒色財氣、吃喝嫖賭、文學電影，什麼都作、什麼都懂、什麼都寫。但你說他的筆鋒有多麼深刻、思想有多麼卓絕麼？恐怕未必，作者自己游戲文字，讀者們讀個樂、看個樂，也就僅此而已罷了。-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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