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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7-03 | 来源: 新潮沉思录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这种创作及宣传模式，可以称之为“小红书电影”。果不其然，除了“城市宣传”，小红书等平台还在强调其与“五四女权”的关联，这也与具体的历史情境存在明显偏差。五四时期的先哲们，并不提倡通过暴力杀夫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来换取独立。陷入宿命循环自不用说，自毁的方式不能带来任何积极的作用。
赵五贞为反抗包办婚姻选择自戕，其行为的核心是表达个人人格独立的愿景。女权先驱秋瑾，与丈夫因价值观分歧多有抵牾，面对丈夫吃喝嫖赌的恶习，她选择的反抗方式是投身革命事业，而非手刃仇人。
即便是在影视作品中，经典也并非如此呈现：吴永刚拍摄的中国影史杰作《神女》中，阮玲玉饰演的经典民国女性角色，并未遇到“GHG”式的神仙姐妹，真正能抚慰她心灵的，是基于阶级共情的关怀与超越时代的优秀教育家的引导。历史事实不会允许相关人士，凭空捏造出脱离阶级背景的“集美”群体，更不会承认“中产拯救无产阶级，社会精英维持社会安定，而无产阶级只能卖惨谋生、等待别人大发慈悲”这种荒谬图景。
《神女》
这就是上海城市的“女性主义”做题公式。要么在同一阶层内强调“we are family”的虚假团结，要么以高阶层视角俯视众生、展现悲天悯人的姿态。一到了胜者结算的页面，最终如同好莱坞明星那般洋相百出。个别人出演人民教育家张桂梅的故事后，马上将其拉入自身的共情范畴，到了颁奖典礼上还不忘边致谢边热泪盈眶，得奖之后欢天喜地，豪饮狂欢。
可一旦将目光投向消费主义与阶层分化的现实，这种为人所歌颂的上海式女性解放叙事便不攻自破了，它实则产生了对更多劳动者的隐形歧视，遮蔽了更多普通“她们”的真实声音与生存状态。
这种套公式做题的叙事模式，无论女性处于什么年纪都安排“娜拉出走”的情节，动辄以杀夫、旅游、谈恋爱来定义女性解放，在更广阔的历史与现实情境中，并不会得到太多的认可与承认，只会成为被一个阶层、一个群体用来装扮自身的洋娃娃。
说到底，《酱园弄》的争议从来就不只是一部电影的好与坏这么简单，它更暴露了资本与城市宣传如何消费女性故事：它们剥离具体的历史语境，扭曲真实的阶层关系，制造虚无的虚假希望，最终让女性故事沦为牟利与宣传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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