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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5-07-05 | News by: 看中国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更惨的是，那些没有被直接杀害的知识分子，也被逼进精神死亡的深渊。延安整风推行“忏悔检讨”制度，要求每一位党员写下自己从小到大的思想历程、家庭背景，进行所谓“灵魂深挖”。许多人被迫承认子虚乌有的“历史问题”、“特务嫌疑”，甚至有人为了活命，自编自导“反革命自白书”。长时间的批斗与隔离，使得不少人精神崩溃、自杀而亡。
整风的背后，是康生领导的中共特务机构——中央社会部的迅速扩张。康生曾在苏联学习过秘密警察手段，深谙斯大林式斗争技巧。他所设计的情报审查系统，让每个党员彼此监控，人人自危。这套内控网络后来演变成中共建政后的公安部、国安部与政法委体系，其逻辑就是：权力不依靠法治与共识，而是靠情报与恐惧。
当时的延安，号称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地”，实际上却是中国现代极权统治的实验室。它不是民主的摇篮，而是一个用洗脑、告密、特务统治所编织的阴影之城。毛泽东在这里建立了对思想、语言、心理乃至生死的全面控制，从掠夺型的土匪首领，蜕变为一个精神暴力与情报统治的黑帮教主。
从延安开始，枪杆子后面不只是笔杆子，还有密布全党全国的特务网与告密文化。整风不只是一次运动，而是一种模式——以整肃名义肃清异己、以“群众运动”之名实施精准打击，制造出一个人人自危、人人从众、人人表忠的社会机器。这种政治控制的模式，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
建政后：把土匪逻辑制度化
1949年中共建政，毛泽东成功夺取国家机器，进一步将他在井冈山与延安时期所习得的掠夺与整肃手段，全面制度化、合法化。土匪式的抢夺与肃清，从山寨黑帮升级为中央政权的基本运作逻辑，披上了“法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外衣，启动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暴力统治与全面掠夺。
“三反五反”：劫掠资本的国家行动：1951至1952年，毛发动所谓“三反五反运动”，名义上是打击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以及工业商业界的行贿、偷税漏税与偷工减料等行为。实际上，这场运动是一场针对中国城市工商阶层的全面劫掠。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也成为整肃资本家的重灾区。在运动中，大量民族企业主、商人被指控为“资本主义毒瘤”、“剥削阶级”，遭受批斗、抄家与钜额罚款。据《炎黄春秋》刊载的统计，光是上海市，在短短数月内，自杀人数高达876人，其中多为企业家与会计人员——有跳楼者、有服毒者，甚至有人当众割喉自尽。
据回忆录记载，一位上海丝绸厂老板被连续四天不让睡觉，被逼交出“隐匿资产”数万元（当时是一笔巨款），最终抱着儿子从五楼跳下。这些钱并非违法所得，而是企业流动资金，却成了共产党的战利品。
“大跃进”与人为饥荒 饿死3千多万
1958年起，毛为了超英赶美，提出“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政策，要求农民“多快好省”地钢铁链产与粮食生产。结果，全国虚报粮食产量，中央则以虚报数据为依据进行“超额征粮”。农民口粮被征光，饿死也不能开仓。
四川自古被誉为“天府之国”，却在1959至1961年间饿殍遍野。当时四川简阳县有个“张氏三姊妹”，父母饿死后，三姊妹在荒野求生，吃野草与树皮，最终活活饿死在田间，尸体被村人发现时早已干瘪如柴。
安徽凤阳，有一农民写下血泪日记，记录家人如何一个个饿死。最后一页写着：“我再也走不动了……娘和娃都在土里，天寒地冻，我也快去了。”
三年饥荒估计饿死人数高达3,000万，但政府对外宣称是“自然灾害”，事实上粮食仍大量出口至苏联与东欧换取外汇，毛甚至对此说：“饿死几千万，怕什么，我们人多。”
“文化大革命” 全国性的洗劫与人格屠杀
1966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再次以革命名义挑起全国性斗争。红卫兵成为新一代的“革命土匪”，奉毛语录为圣旨，见人即打、见物即抄。许多城市的知识分子、教师、老干部被打为“牛鬼蛇神”，遭受残酷批斗。
北大女教授卞仲耘，被学生用皮带与木棍活活打死，尸体被扔在校园长椅上曝晒三天。她死前多次哀求：“我是无辜的，我是党员……”无人理会。
红卫兵抄家时，把古书古画、文物器具当成“四旧”焚烧，大批私人财产被没收。甚至还出现“吃人”的红色恐怖——广西文革期间，据官方后来部分解密文件显示，数百人被杀后被肢解煮食，以示“革命忠诚”。-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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