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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7-08 | 来源: 《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但由于我对那种做法有疑虑，因而也做了一件违反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的事。当我看到中央下发的就要掀起抓“右派”的绝密文件后，我担心如果市委、市政府党员副局长以上的干部不了解中央的意图，怎能领导好这次运动呢？所以，我未经报告省委和中央，擅自把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两份文件在党员副局长以上干部中进行了传达，并要他们绝对不要再往下传达。由于这些干部了解了中央意图，所以在鸣放当中都比较慎重，这样，在市委、市政府党员副局长以上的干部中，就没有出一个“右派”。
我的这一行动，在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上来说，完全是错误的，但是却使那次抓“右派”的运动没有扩大到市委、市政府副局长以上的干部中，这也算起了点保护干部的作用吧？“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揭批我在“反右派运动”中，使哈尔滨市副局长以上的干部中的“大右派”都漏了网，我也“罪责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
庐山会议后整过一个“反党集团”
在1959年发起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我也是一个忠实执行者。对于当年召开的庐山会议，黑龙江省是第一书记欧阳钦、省长李范伍参加的，我在那时只能从欧阳钦回来的传达和中央的文件中知道一些情况。
我记得，大概是庐山会议闭幕以前，哈尔滨正在召开市党代表大会。我在大会上代表市委作的报告，关于反对浮夸风、瞎指挥风，反对主观主义等，还是有一定分量的。这本来是对的。但在那次大会闭幕的前两天，我听到庐山会议关于反右倾的信息，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为使大会代表和领导干部有反右的思想准备，我在大会闭幕之后，未等代表散去，马上又召集参加和列席会议的原班人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作了一个讲话，把庐山会议反右的精神加了进去。市党代大会通过了市委的报告，并形成了决议。市委第一书记紧接着又在干部会议作了一个相反的“重要讲话”，这确实是极少见、极反常的。但在当时，我只能和只好那样做。
紧接着，一个“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在全党、全军、全国开展起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像全国一样，也揭批出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错误的人。
甚至，哈尔滨市委，也像许多地方一样，搞出一个所谓的“反党集团”。这是在一次市委扩大会议上，由于过火地错误地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根据错误的认定，并经省委同意的。我作为市委第一书记，对于受到冤屈的同志，负有重要的责任。
1962年初，中央召开了7000人大会，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对于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凡是过了火的，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一风吹。这样，这次运动中受到处分的，比之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要幸运得多了。
在一风吹中，做平反的工作，对我来说，比之揭批的时候要主动积极得多。给人平反，向人道歉，我心情是高兴的，唯恐做得太慢了。7000人大会后，我一回哈尔滨就抓紧平反工作。在市委召开的平反大会上，我公开进行了检讨，并向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人，我还亲自到他们家中去赔礼道歉。
只是对于那个错定的“反党集团”，因为比较复杂，没有随着“一风吹”及早平反，后因“文化大革命”，又拖了几年，是我至今感到遗憾的事。
关于“四清”和“文革”
1963年至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认为刘少奇同志的做法有些“左”（集中体现在“桃园经验”上），对于把农民养几只鸡生几个蛋，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也有不同的看法。-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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