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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7-08 | 來源: 《改革開放中的任仲夷》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但由於我對那種做法有疑慮，因而也做了壹件違反黨的紀律和組織原則的事。當我看到中央下發的就要掀起抓“右派”的絕密文件後，我擔心如果市委、市政府黨員副局長以上的幹部不了解中央的意圖，怎能領導好這次運動呢？所以，我未經報告省委和中央，擅自把 《事情正在起變化》《壹九伍柒年夏季的形勢》兩份文件在黨員副局長以上幹部中進行了傳達，並要他們絕對不要再往下傳達。由於這些幹部了解了中央意圖，所以在鳴放當中都比較慎重，這樣，在市委、市政府黨員副局長以上的幹部中，就沒有出壹個“右派”。
我的這壹行動，在組織原則和黨的紀律上來說，完全是錯誤的，但是卻使那次抓“右派”的運動沒有擴大到市委、市政府副局長以上的幹部中，這也算起了點保護幹部的作用吧？“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揭批我在“反右派運動”中，使哈爾濱市副局長以上的幹部中的“大右派”都漏了網，我也“罪責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
廬山會議後整過壹個“反黨集團”
在1959年發起的反右傾機會主義斗爭中，我也是壹個忠實執行者。對於當年召開的廬山會議，黑龍江省是第壹書記歐陽欽、省長李范伍參加的，我在那時只能從歐陽欽回來的傳達和中央的文件中知道壹些情況。
我記得，大概是廬山會議閉幕以前，哈爾濱正在召開市黨代表大會。我在大會上代表市委作的報告，關於反對浮誇風、瞎指揮風，反對主觀主義等，還是有壹定分量的。這本來是對的。但在那次大會閉幕的前兩天，我聽到廬山會議關於反右傾的信息，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為使大會代表和領導幹部有反右的思想准備，我在大會閉幕之後，未等代表散去，馬上又召集參加和列席會議的原班人馬，開了壹個幹部會議，作了壹個講話，把廬山會議反右的精神加了進去。市黨代大會通過了市委的報告，並形成了決議。市委第壹書記緊接著又在幹部會議作了壹個相反的“重要講話”，這確實是極少見、極反常的。但在當時，我只能和只好那樣做。
緊接著，壹個“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在全黨、全軍、全國開展起來。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像全國壹樣，也揭批出壹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犯“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錯誤的人。
甚至，哈爾濱市委，也像許多地方壹樣，搞出壹個所謂的“反黨集團”。這是在壹次市委擴大會議上，由於過火地錯誤地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根據錯誤的認定，並經省委同意的。我作為市委第壹書記，對於受到冤屈的同志，負有重要的責任。
1962年初，中央召開了7000人大會，鄧小平同志在講話中提出，對於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凡是過了火的，采取壹攬子解決的辦法，壹風吹。這樣，這次運動中受到處分的，比之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要幸運得多了。
在壹風吹中，做平反的工作，對我來說，比之揭批的時候要主動積極得多。給人平反，向人道歉，我心情是高興的，唯恐做得太慢了。7000人大會後，我壹回哈爾濱就抓緊平反工作。在市委召開的平反大會上，我公開進行了檢討，並向受冤屈的同志賠禮道歉。對其中有代表性的幾個人，我還親自到他們家中去賠禮道歉。
只是對於那個錯定的“反黨集團”，因為比較復雜，沒有隨著“壹風吹”及早平反，後因“文化大革命”，又拖了幾年，是我至今感到遺憾的事。
關於“肆清”和“文革”
1963年至1965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認為劉少奇同志的做法有些“左”（集中體現在“桃園經驗”上），對於把農民養幾只雞生幾個蛋，當作資本主義尾巴來割，也有不同的看法。-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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