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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7-11 | 来源: 雪贝讲财经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贰
许多公司在成功之后追求稳定，而英伟达则在成功之后加倍投入。黄仁勋的逻辑是：如果我们不把钱烧在未来，未来就会烧掉我们。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英伟达面临双重打击：市场需求萎缩，同时其GPU在移动设备市场被高通和ARM架构挤压，收入大幅下滑。那时候的黄仁勋必须做出艰难抉择：要么继续在传统PC市场挣扎，要么大胆转型。最终，他选择了高风险的战略——押注CUDA平台，进军通用计算领域。
这一决定在当时被认为是“疯狂的”，因为通用计算市场尚未成熟，且需要巨额研发投入。当时金融危机重创科技行业，英伟达股价最多暴跌了84%，而CUDA尚未盈利，董事会强烈要求砍掉这一“烧钱项目”。
但黄仁勋坚信GPU的并行计算能力将改变未来。他威胁董事会“要么让我继续做CUDA，要么我辞职。”最终，董事会妥协。
英伟达当然也打过败仗。2010年代，英伟达曾尝试进军手机处理器（Tegra系列），但惨败于高通。黄仁勋最终不得不砍掉该业务，将资源集中在AI和自动驾驶。
2021年，英伟达斥资66亿美元并购网络芯片厂商Mellanox，只为获得对数据中心内部通讯架构的控制权。在大模型训练时代，数据传输瓶颈已成为AI性能的最大障碍。外界不解为何愿为一家营收不到其5%的小公司付出如此代价，但事实证明，这笔收购成为英伟达后来“Hopper+InfiniBand”组合压制AMD和英特尔的关键。
2022年，英伟达又豪掷160亿美元投建三座超级计算中心，分别位于加州、以色列与中国台湾，提前为H200芯片训练服务抢占产能。而黄仁勋仍每周亲自参与产品路线图的讨论，并主导了Blackwell架构的取舍决策。
企业文化的核心是风险承受能力。在英伟达内部的一次预算评审会上，有员工指出某项项目的失败概率可能超过70%，按理说该项目应被砍掉。但黄仁勋反问：“但如果成功，它会不会改变一切？”最后，他拍板：继续做。
过去五年，英伟达研发支出从39.24亿美元（2021财年）增至约230亿美元（2024财年），占收入的20%以上。 这种高风险投资策略仰仗于黄仁勋的赌性：“要么全押，要么一无所有。”
这种文化几乎可以用“偏执型进攻”来定义。不同于谷歌的试验田文化、英特尔的工程师治企传统，英伟达的文化底色是“以战养战”：一代芯片吃下现金流，反哺下一代技术栈，每一次产品发布都像是一次大型豪赌：赌工艺、赌算力预期、赌客户需求。
只是，英伟达最终赌赢的次数远远超过失败。
叁
4万亿美元，英伟达如今站在了一个微妙的巅峰，市值超过苹果与微软，成为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
但是，英伟达的估值仍建立在一个宏大的AI叙事之上：生成式AI会全面取代传统计算，未来的世界需要万亿次训练与推理，而英伟达是唯一能供应这种需求的硬件平台。
但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前例。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思科曾一度成为全球市值第一；其网络设备几乎承载了整个互联网的骨干流量，但最终在泡沫破裂时股价腰斩。
回望历史，技术周期的终结往往快得令人措手不及。
英伟达今天的毛利率和现金流足以支撑它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平台公司”，但其面临的挑战也在集聚：AMD和英特尔正全面追赶，谷歌和亚马逊自研芯片的能力逐年增强，中国市场因出口管制几近“断供”，同时AI本身的商业化路径仍有诸多不确定。
好在英伟达似乎早已做好准备。
它不是只靠一款芯片撑起帝国的公司，而是在过去25年构建了一整套从硅片、网络、软件到AI编译器的闭环生态。这种层层叠叠的壁垒，不容易被简单复制。
在《The Nvidia Way》有这样一句话：“真正的领导力不是控制资源，而是创造风暴。”英伟达正是这场AI风暴的策源地。它不是简单的硬件公司，而是这个时代最像风险投资机构的上市企业：每一轮技术浪潮来临时，它都能提前下注，并收割出乎意料的红利。-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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