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5-07-12 | 来源: 民间档案馆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2025年7月13日是刘晓波逝世八周年的纪念日。本文是2018年张彦在柏林锡安教堂纪念刘晓波逝世一周年时所发表的演讲，作者近期又进行了补充。时至今日，刘晓波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与象征意义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加凸显。这不仅是因为他留在中国并坚持抗争的勇气，更因为他对自我的深刻反省——一个曾颇为轻狂自负的知识分子，最终成长为一个思想者，并起而行之，示范给生活在专制体制下的人们，该如何诚实而有尊严地度过一生。
作者：张彦
1898年，一些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与光绪皇帝结盟，这位年轻的统治者试图“变法”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改革触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各个层面。但朝廷顽固的保守势力迅速反击，变法失败，光绪被废黜，他的幕僚纷纷亡命天涯。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踏上了逃亡之路，其中一个人就是谭嗣同——一位祖籍湖南浏阳的年轻士子。谭嗣同知道留在北京意味着死亡，但他认为，真正的“变法”没有不流血而能成功的，“有之，请从嗣同始！”
谭嗣同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优秀的学问家之一。他曾着《仁学》，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思想，论证改变社会的政治理想。他创办过学校、报纸，和当时有维新思想的官员和读书人广泛结交。在危险逼近的时刻，他完全有理由，也有条件保住自己，以图将来，继续投身变革的事业。但他终究决定留下来：挺身面对死亡，以自己的牺牲来唤醒当时沉睡中的民众。
在北京菜市口刑场被斩首前，谭嗣同轻声说出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在建立一个现代化多元国家所作的努力中，广为人知的名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自从刘晓波2017年因癌症在囚禁中去世，我经常想起谭嗣同的命运。癌症和刽子手的刀不是一回事，但跨越120年，他们两人的死，仍有相通之处。和谭嗣同投身“变法”一样，刘晓波也为一项最终似乎以无望收场的事业付出了沉重代价——这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运动。时间流逝，历史证明了谭嗣同无罪；而我不禁想，历史能不能也给刘晓波这样一个交代？
1
1989年天安门运动爆发时，刘晓波人在国外，但选择了回到中国，后来他成为着名的“天安门四君子”之一。而当“六四”血腥镇压开始，他锒铛入狱之后，虽然还有机会离开中国，但他依然再次选择留下。后来，是更严厉的监禁，他依然决定留下，继续抗争。和1989年的天安门不一样，他所冒的风险，不再是军队的立刻到来，而是今天所有挑战国家权力的人可能面临的牢狱之灾。
于刘晓波而言，这不是一个求死的决定，而是一种对命运毫不回避、甘愿领受的承担。
讽刺的是，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思想变得更为温和、内省，他所遭受的打压却变本加厉。在2024年出版的刘晓波传记《我没有敌人：刘晓波的生平和遗产》一书中，作者林培瑞与吴大志指出，刘晓波曾是一个充满激情、语言尖锐、喜欢折腾出“大动静”的浪漫主义者。早年的他，也时常疏远朋友，沉溺于一些戏剧性的表达。年轻时的他，在某种意义上也像谭嗣同，一直试图用自己的声音震醒国民。
1990年代，在反复失去自由的生活中，他一直没有停止严厉的自我反省。而这种省思促成了他思想与行为的改变。在一篇文章中，他曾坦承：
“现在，回头仔细检视才发现，我的整个青春期生长于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赖以写作的文化滋养，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说谎、无赖、犬儒，这些党文化的毒素喂养了整整几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
原文链接
原文链接:
目前还没有人发表评论, 大家都在期待您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