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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7-12 | 来源: 民间档案馆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这种省思并不意味着他放弃抗争的道路，而是将注意力转向更现实的路径。他依然支持全盘西化，但也开始强调一个极具儒家色彩的观念：通过个体的生活与行为来推动社会变革。他曾经说过，中国人需要认真检视“我们这种不民主的生活方式”，并且“有意识地努力把民主价值观带到我们自己的个人关系中（老师与学生、父亲与儿子、丈夫与妻子、朋友之间）”。
他也关注普通人面临的问题——那些被他的朋友、作家王小波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仅是政治异议者，还有权利被剥夺的性少数人群，童工、农民以及工人。
他将注意力投向沉默的大多数，但起初并不清楚该如何着手。1990年代，他仍延续着传统异议者的模式，不断发起请愿、发表声明，但收效甚微，几乎只换来再次入狱。1999年，他三年劳教期满获释。与此同时，一个面向更广大群体的新平台在中国出现，那就是互联网。
当时的中国互联网远未受到今日如此严密的审查，觉醒的公民在网上揭露社会弊病，引发公共关注。刘晓波则是这一浪潮中最具思想力的倡导者与分析者之一。他结识并连接了许多草根的维权者，也经常撰文支持他们的行动。
这也是“维权运动”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公民尝试通过互联网，阻击党权的无度扩张。而其行动逻辑简单明了：发现不公，揭发真相，借助公众舆论施压，逼迫政府回应。
这些理念受到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与米奇尼克着作的影响。这些作品无法在官方出版，却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激发了许多中国人相信，变革可以通过日常生活、践行常识，以去中心化与渐进的方式实现。刘晓波的文章回应了这些理念。他呼吁中国人“有尊严地过一种诚实的生活”（源于哈维尔），并主张“从边缘渗透至中心”（来自米奇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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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给刘晓波带来又一场牢狱之灾的，却是一项当时对他而言，已属“非典型”的行动。2005年，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酝酿一份政治宣言，希望对维权运动的核心价值观予以一个总结。2008年，他们决意发布一份宪章，借用捷克的《七七宪章》，命名为《零八宪章》。刘晓波起初并不热衷于再参与签名活动，但当“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教授找到他，希望他负责编辑与组织签署时，他答应了。
他不仅润色了宪章文本，还凭借自身的声誉与信用，成功动员了很多人参与署名。第一批有303位知识分子与行动者参与联署。彼时的他，知道自己要冒极大的风险——作为中国最知名的异见人士之一，他发布宪章后，必然会成为当局的重点打击对象。2008年12月8日，警方将他从家中蒙眼带走。次日，《零八宪章》在网上发布，部分签署人被短暂拘捕，但刘晓波被正式逮捕，自此再未获得自由。
刘晓波终究于2017年7月13日去世。他去世的过程，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完全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刘晓波之死，很可能与政府渎职和回避责任有关。
一位多年与刘晓波家人保持联系的朋友透露，直到2017年6月初，家人才被正式告知刘晓波患有癌症。但此消息直到当年的6月26日才向外界公布。我怀疑，实际情况可能是当局意识到他病情危急，即将去世，而若他死于狱中，后果将极其严重——显而易见，历史上唯一一位在国家监禁中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德国的和平主义者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他于1935年获奖，三年后死于纳粹的牢狱之中。
当局迅速将刘晓波转送至一家设有安保的医院，并向外发布了一份看似人道的声明，宣称他“保外就医”。但事实是，他在那里仍然被严密看守，只不过从监狱转移到了肿瘤病房。
面对外界的质疑，中国当局开始全方位为自己辩解。政府开始罕见地定期公布刘晓波的病情通报，甚至允许外国医生前往探视。《环球时报》作为中共对外宣传的主要喉舌，则一连发表多篇文章攻击刘晓波，并完全撇掉政府的责任。
其中一篇发表于刘晓波的病情公开两天之后，语气严厉。文章暗示刘晓波不会被允许出国就医，理由完全是政治性的：出国后，他可能利用诺奖得主身份“为中国制造麻烦”。至于他的癌症，文章毫不掩饰地归咎于他本人：“咎由自取”。
这篇英文社论语气冰冷，写道：
“中国并没有如西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预测的那样崩溃，反而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一批民主运动者和异议分子赌输了，毁了自己的一生。刘晓波即使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终的命运依然可能是悲剧性的。”
文章还预测他将被人遗忘，声称只有在“个人奋斗和坚持……顺应了中国发展和时代潮流”的情况下，才能成就一个英雄的诞生。-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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