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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7-12 | 来源: 民间档案馆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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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中国的历史走向究竟是什么？中共一直用某种历史宿命论为其统治辩护，声称自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肩负“救中国于危难”的使命。但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动荡后，1970年代末期，共产党又把自己扮演成缔造发展的独裁者角色：它带来了发展，所以它有理由统治这个国家。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里，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以及许多中国人习惯了繁荣，这种逻辑已经在减弱。现在中国的统治者开始使用其它理由：执政者正在努力恢复20世纪被摧毁的传统，并发誓要创造一种更加道德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这正是习近平执政理念的核心之一：宣称他的统治是对稳定与传统的回归。
然而，“进谏”——即提出建设性批评这一深植于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则是被习拒绝的。中国历史绵长，许多皇帝虽拒绝忠谏，甚至残杀谏臣，但在后来的史书中都被视为暴君。如果今天的中国真在尝试重建一种道德政治秩序，那么，仅因思想与言论就严厉打击一位知识分子，怎能令人信服？
这就是刘晓波的重要之处：他的一生和死亡，代表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那些中国改革的倡导者们要面对的根本难题：不是如何提高GDP或收复失去的领土，而是如何创造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政治制度。
和谭嗣同一样，刘晓波知道他在历史里的责任。谭嗣同目睹中国被一个必须打破的因果恶性循环所困。对于刘晓波，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是看到未来，并把他所见的描述出来，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正如他在1988年的文章《论孤独》中写道的一样：
“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使命就是为时代、为民族、为人类提供‘超前意识’。知识分子的视野必须在现存的观念、秩序之外，必须是冒险者，孤独地前行，直到他走出很远之后，人们才可能发现其价值……他能在盛世中透视出危机的预兆，在自信中体验到即将光临的幻灭。”-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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